Re-measuring Status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pplying a Non-Competitive Input-Output Model

Based on a refined ＂non-competitive input-output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tatus of a country＇s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e. calculates the index of＂ weighted value-added productivity ＂ by compiling non-competitive input-output tables which distinguish high-tech industries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new method effectively avoids ＂statistical illusion＂ which stems from a biased focus on gross exports under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since 1995, the status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has grown quickly as a result of enhanced labor productivity, but still lags behind those of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the status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has been over-estimated using the traditional gross export statistical method.

Differing Effects of Intra-Product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Comparing Proactive Participation with Passive Inclusion

This paper has identified two models of intra-product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the model of passive inclusion and the model of proactive participation.Their difference is essentially whether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s dominated by multinational firms or by local firms.At the level of representative sectors,some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of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industry differences.Models of division of labor affect technology progress.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 at the micro-level of four sectors,no matter for export or the contribu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to corporate technology progress,the model of proactive participation is superior to the model of passive inclusion;under the model of passive inclusion,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import is smaller than "learning by doing " effect;under the model of proactive participation,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is over two times the "learning by doing" effect.

Causes of the exchange rate with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debate that the U.S. trade deficit is due to overestimate exchange rate of RMB,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exchange rate is not the main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balance of payments on trade. U.S. trade deficit is largely due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trade structure determined by it, low savings rates and other factors.

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技术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数字化重构并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K-T数理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中间品投入、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国际分工地位的相互关系,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分析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成本、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这4个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且研发投入较多地区的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显著。因此,建议从加大国内数字技术研发力度、采用差异化战略引导及加强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分工活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一个简约的生产函数

文章尝试将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国际关系和制度因素有机整合入一个统一的简约生产函数,重点从全要素生产率和制度两个维度来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概言之,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和良好的国际关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制度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效能产生系统性的促进作用。出于清晰表达的目的,模型对主要变量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简化的独立分析,但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国际关系和制度等因素之间往往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

地区异质性、区际分工优化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地区异质性是区际分工优化的原因。区际分工优化即围绕地区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分工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区异质性的结果。二者共同决定一个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定位、如何分工、如何强化优势以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过程中,内陆及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给这些地区“第一自然”的“再发现”提供了可能,也为“第二自然”的“再创造”营造了制度友好型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地理的重塑。同时,各地区应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出发点,选择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在区际分工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参与全国产业链的打造,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国家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各自力量。此外,只有打破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生产出来的产品才可能有相对一个地区而言大得多的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需求主体广大的、边界不断扩展的统一大市场。可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会不断释放统一市场的制度红利,不断拓展可促进区际分工优化的内需潜力,进而有助于各地区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跨越发展陷阱--156项工程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深远影响

汽车工业是现代工业的重要拼图,有赖于完整工业体系的加持。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本国的汽车工业注定充满着危机与陷阱。从中国70多年的汽车工业发展过程来看,得益于156项工程奠定的完整工业体系的同时,中国汽车工业还相继跨越了低水平发展陷阱、合资合作相对比较优势陷阱以及新世纪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高水平约束陷阱,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以及有效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中国汽车工业越过跟跑、并跑阶段并蓄势向领跑的角色变换,这种局面的出现离不开“一五”时期发展汽车工业时相关政策的影响。诸如政府主导、产业规划先行、集中力量办大事、合理利用外援以及注重自主创新,随后在融入国际市场中也实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中国汽车行业的成功经验和曲折发展历程能够为后发国家发展汽车工业提供镜鉴。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测度及国际比较

全球价值链(GVC)重构背景下,如何明确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现实短板及动态变化,以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中保持新的竞争优势。本文基于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利用OECD-ICIO数据库(2023)数据,测度了2000—2020年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分行业的GVC地位,并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发现:(1)虽然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在优化,在GVC中的地位有所上移,但仍无法扭转分工地位相对较低的局面。(2)中国制造业当前正处于GVC分工地位提升的阵痛期,劳动力的绝对低廉和技术的绝对高度均无优势。(3)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无论是在金砖国家还是G7国家之间,中国制造业尚未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GVC分工地位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中国应重点关注与优势国家的发展差距,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内需优势,加大对“卡脖子”技术攻关的力度,找准提升GVC分工地位的路径。

上海市双职工育儿家庭的时间压力与分工特征

双职工家庭在育儿阶段遭遇的多重时间压力,是我国城市居民家庭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然而,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仍十分匮乏。基于上海201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双职工育儿夫妻的时间利用特征,剖析了夫妻的时间压力类型及其日常活动特征,并探讨了不同时间压力类型的家庭分工方案。研究发现,双职工家庭在育儿阶段遭遇家务照料与通勤时间增加的双重压力;识别出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型、一般压力型4种时间压力类型等。以期揭示我国大城市典型家庭的生活困境,为家庭与育儿友好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基础与启示。

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的路径选择——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任务,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将国内国际双循环与装备制造业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研究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的路径,并重点分析国内循环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循环显著促进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国际循环对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经济体具有正向影响,对处于低端位置的经济体具有负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国内循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行业集中度双渠道实现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调节效应表明:国际循环会抑制行业规模和技术进步对国内循环的提升作用,进而影响全球分工地位。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破除“低端锁定,高端封锁”困境有着重要意义。

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学研究进展

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和贸易成本的降低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则推动了国际贸易核算方法的革新,并催生了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国外学者不仅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演进进行了深入探究,还对其与全球商品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辨析。最新文献聚焦于“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方法”“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变化的驱动力”以及“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经济学研究。研究发现:创新、制度政策、数字经济、新冠疫情和新保护主义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也会对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和制度政策产生反作用。尽管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尚待明确,同时也存在抑制企业自主创新、加重劳动剥削以及加剧竞争等负面影响。文章对全球价值链的经典文献和最新经济学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与梳理,对于后续研究及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际分工及结构转型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分析

使用2002-2013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进出口贸易数据,重点估计了国际分工及结构转型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初级加工品分工和设备零部件分工对就业扩张和收入增长均产生正向影响,由设备零部件分工占比上升构成的国际分工结构转型能够产生就业质量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生产率、技术进步和价值链是国际分工结构转型影响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国际分工结构转型引起的就业质量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最终平稳到较低的正常范围,就业质量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分别在滞后5期和滞后7期最为突出。研究意味着我国企业想要通过升级国际分工结构层次继而推动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就需要不断扩大在设备零部件国际分工方面的增量影响,还要加强对设备零部件国际分工所含知识产权和科技专利溢出效应的学习吸收能力,以及提高外部知识专利与内部研发技术相结合的创新水准。

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及分工地位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分工地位不断提高。然而,现阶段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分工地位的差距,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暴露出我国还存在一些“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问题亟需突破,技术创新是提高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核心动力。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梳理文献回顾了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技术创新要素的相关研究,发现从早期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开始,技术创新就是促进分工深化、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国际科技、经济空前激烈的当下,技术创新具有更加重要而深远意义。其次梳理了有关国际贸易分工地位测度的相关文献,发现测度方法随着理论研究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加入使得测度方法更具科学性、前沿性。本文期望能为未来研究技术创新提高国际分工地位提供新的测度方法、影响机制思路。

市场转向与专业化分工——以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为例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出现了以出口为主转向出口和内销并重的趋势,尤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然而现有文献很少关注企业市场转向后的行为。本文基于企业分工的视角,以2009~2022年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市场转向驱动企业专业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市场转向显著提升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市场转向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来实现;市场转向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市场转向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提高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质量。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双循环先发展格局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改变了吗?——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前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基于此探讨了印度各产业在2007年至2021年期间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还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定产业和部门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印度的整体前向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呈下降趋势,但后向GVC参与度相对稳定,整体呈现前高后低,不过前后向相对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说明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从偏上游的位置移动到更加下游和均衡的位置。其中,印度高GVC参与的产业的GVC参与度出现下降,而其他产业的GVC参与出现上升;农矿业和服务业的前向GVC参与快速下降,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下移;制造业还在GVC参与的起步阶段,其前向GVC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属于下游位置。从时间趋势上看,印度的GVC参与变化经历了两个下降期,其中印度在2014年至2018年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与印度产业在此期间的GVC参与度下降有一定关联。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2000年以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发展,产业格局逐渐形成。利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3个年份地级市行业从业人员的数据,通过区位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地理空间中整体呈现点状集中的模式,进而对不同行业的集聚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是首位城市集聚模式,科研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是位序规模分布的模式,金融业则是均衡分布的模式。最后,结合主要城市行业的相对优势度分析,得出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加,承担的生产性服务功能更加综合,符合中心地理论的特点,在省域和城市群内各城市具有较好的职能分工和互补性。

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分析——兼论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全球化与生产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引导了社会生产组织的变革,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层次,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等开始被纳入诸多学科研究体系,并更好地解释了当今全球生产组织的新变化。文章首先从全球生产网络概念及研究综述入手,探讨了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一般组织框架;其次,以价值链-微笑曲线为对象对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价值分配及空间竞争性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组织及其权力分配关系;再次,分析了目前中国计算机产业生产网络价值分配结构及空间竞争性,探讨中国大陆计算机产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情况。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核算研究

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崛起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基于总出口附加值分解,测算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国内附加值竞争力指数,从整体、分行业、国际比较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中重点把握分工参与程度与嵌入位置的时序描述,以概述参与方式和面临的问题。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深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现"右偏V"型发展趋势,国际分工地位表现出向上游攀升的特征,但分工地位仍相对较低,制造业行业间差异显著。

新国际分工的动态:概念与机制

西方在 1980年已经开始新国际分工研究，我国至今有关研究很少。为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全球化，本文主要论述了新国际分工的内涵和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国际分工的企业竞争机制、地方竞争机制和国家竞争机制，以及新国际分工的启示。

垂直分工演变、价值链重构与“低端锁定”突破--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视角

基于垂直分工演进的全球价值链是当前国际产业组织的典型模式。在借鉴Hay和Morris两阶段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垂直分工的动态演进规律,对垂直分工演变、价值链重构与"低端锁定"突破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知识、技术要素的投入有助于改善南北贸易收益不平衡的现状;提升知识要素投入量,可以削弱跨国领航企业自上而下的绝对优势地位,从而提升后发工业国的国际分工收益,达到"低端锁定"突破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