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何以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

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的重要因素。文章以西安市长安区四皓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分析“三治融合”如何激发内生动力进而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首先,“三治融合”构成的农村“现代公共规则”与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中的认同、参与、资源等基本要素相嵌合;其次,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机构,通过“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形成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构建不同价值的双重循环,搭建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关联,产生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中的内驱力;最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不能仅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内外力量的互动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生成的逻辑前提,构建村民个体与村社共同体的关联和认同是关键。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积分制”治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Y村的个案研究

“三治融合”是宏观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政策指引,乡村“积分制”治理正是“三治融合”理念的应用。文章以“三治融合”理念为视角,基于治理组织、治理工具、治理目标三个维度构成的治理逻辑,分析论证“三治融合”理念和乡村“积分制”治理运作机理的同一性;依据治理逻辑和运作机理,构建由起始动力机制、协调助力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形成的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通过把握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提出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运用制度和技术工具、建立因地制宜的积分评价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等方面优化完善乡村“积分制”治理,以期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化发展。

乡村社会“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基于社会基础视角的分析

通过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以实现乡村善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借助社会基础的视角,可以深化对乡村“三治融合”实践逻辑的认识与理解。在结构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会制约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发挥与相互融合。多地乡村通过机制创新来利用乡土熟人社会的资源,增强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扩大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从而激活和培育了新的社会基础。凭借社会基础的支持与保障,法律和道德实施获得充分的社会助力,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维系和生产能力也得以增强。对于乡村“三治融合”实践探索的分析,揭示出激活和培育社会基础对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意义,此外还需要注重法治的规范、引领与保障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言说历史:素材类型、话语模式与实践路径

历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手段的发展始终具有紧密关联,正确地言说历史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任何时代的基本任务。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上,历史素材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资源与实践平台,二者的互动也体现了政史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言说历史主要包括了图片、文字、视频、实物四种素材。在话语模式上,通过描述、解释、阐述、实践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将历史嵌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为进一步实现二者的有效融合,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创新历史素材,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严选历史素材,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灵活运用素材,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优化历史素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化;树立融合观念,培养思想政治教师的专业性。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理路:理论、问题与实践

“三治融合”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乡村治理体系、结构、功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三治融合”通过协调有序的制度,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实现乡村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立足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历程及其时代意涵,结合“三治融合”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党的引领功能、强化乡村自治实践的基础保障、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保障、大力营造乡村治理的德治氛围、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统一,助力建设“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廉洁合规的理论溯源与范畴界定

廉洁合规作为企业刑事合规的新生事物,廉洁合规的理论基础可通过“政治德性”的理论原点、“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依托以及“软硬共治”的理论进路来寻根溯源。廉洁合规在履职行为层面涵盖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导向,在政治德性的内在要求层面涵盖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导向。通过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间的互动关系,判断企业廉洁合规的实施效度需围绕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来建构企业章程以及内部规章制度。廉洁合规的基本范畴有别于刑事合规、前置于反腐败合规,融贯于行政合规,其强调单位“出责”的全过程性,还应明确个人“担责”的阶段性。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

青少年学生诚信意识培养探赜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和做人之道。青少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他们正处于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具备诚信品质和意识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学生诚信意识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部分学生在言行举止、日常学习、社会公德、人际交往等方面会存在一些不诚信行为,究其原因与他们的自身发展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的影响密不可分。对此,社会、学校和家庭要携起手来,共同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振兴视域下“三治融合”实施成效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既有的研究表明,依托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不同组合形式,可有效回应多元治理需求,基层政府、村两委、人民调解委员会、乡贤等不同治理主体在多类别矛盾化解中呈现不同效用。当前乡村"三治融合"建设仍存在德治基础缺失、自治参与广度不足、村规民约操作性有待加强、民主评议与公共法律服务满意度较低等现实问题,须从构建共同价值准则、拓展村民公共参与渠道、激发新乡贤引领价值、实现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双重效应等方面补齐乡村治理短板,促进村民满意度提升。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菱形联合井网整体压裂电模拟实验研究

目前国内大部分油田已处于开发后期,地层能量不断衰竭,了解地层流体的渗流规律、对现有开发井网进行改造,能有效提高地层能量和区块产量。根据现有直井井网的布井方法,考虑水平井压裂的特点,优化设计了菱形联合压裂井网;并运用电模拟的方法,模拟不同井网和裂缝参数对水平井整体压裂井网的渗流规律及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改进后的菱形联合井网注水压力波及范围扩大,注水效率提高,能明显提高单井产量;裂缝长度增加有利于注水效率的提高,但裂缝过长会造成水驱前缘突进的现象,不利于油井的生产;裂缝方位对注水效率的影响随裂缝长度的增大而增大,且裂缝方位为垂直时注水效果最好。研究成果对水平井菱形联合井网整体压裂设计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立法的优化路径——基于299部地方性法规的实证分析

对地方性法规文本的统计分析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融入地方立法的过程中,呈现出逐年递增、区域差异明显、主题集中、整体融入与部分融入相结合等特点。同时,也存在法规接纳能力不足以及导向性、保障性不强等问题。因此,必须增强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坚持价值内容的次序性,充分发挥目的条款的价值宣示功能、原则条款的概括指引功能、规则条款的刚性约束功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地方立法全过程中,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提升地方的良法善治水平。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思维,既需要以“自治”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维度,围绕“自治活力”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也需要以“法治”为乡村治理的功能维度,坚守“法治秩序”底线,确保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村民权利有序维护;还需要以“德治”为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明确“德治精神”的红线,不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只有厘清乡村治理中自治活力、法治秩序、道德规范相契合的源生内需与契合机理,才能通过文化塑造、角色定位、功能优化和政策调适,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构建契合中国场域的三维互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意味着基层治理将从以往的单一路径转向"三治"融合的整体主义路径。基于村庄主体性的公共参与是实现"三治"融合的有效机制。激发村庄公共参与,促进"三治"融合不仅要求基层政府将市场化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转换为村庄内生性治理模式,也需要党组织发挥群众路线及其选人用人机制。"三治"融合的推动需考虑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性。

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模式演进与“三治融合”理路

"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存在差距。我国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大致经历了"自发性治理模式""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三个阶段。"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治理模式,其自身缺陷使得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极易出现"张弛无序"现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自治具有制度依赖性和技术依赖性,应以自治管理制度构建和农村环保技术开发为突破口;自治应注重"量力而为"原则,不能排斥市场行为和社会参与。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法治体系构造应以制度完善为切入点,改变城乡分治的立法局面,出台与我国法律规定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引入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和远程监控技术,创新生态环保监管执法方式和格局。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德治功能应当通过双向激励性宣教、农村人口结构优化、乡规民约重塑予以实现。

诚信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兼谈晋商的诚信品格

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诚信作简要的历史考察 ,我们会发现诚信是为人之本、为商之道 ,晋商的诚信品格与特点值得我们总结 ,近年社会信用危机的状况及原因值得我们关注 ,诚信社会建设的模式 ,必须由政府唱主角 ,把道德教化与法治整处相结合 。

“对分课堂”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现路径——以《女性权利的法律保护》课程为例

以“讲授”—“吸收”—“讨论”为基本模型、以本科法学通识课程《女性权利的法律保护》的深度教学案例为例,构建“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实现课程思政立徳树人目标的教学机制。“对分课堂”成功将课程思政元素贯穿教学全过程,实现对学生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完成这一目标的核心要素就是,教师作为引领者,建立与学生的彼此信任,在宽松包容的课堂氛围中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破解当前课程思政难以融入教学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