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仲裁中不动产抵押物“以物抵债”的执行困境及其破解

在金融仲裁中通过调解文书提前明确不动产抵押物＂以物抵债＂的清偿方式,来简化该类案件的执行程序,目前尚存在抵押权人单方办理转移登记障碍、在登记过程中对抗第三方保全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在不违反既定规范及立法精神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仲裁机构、房屋登记部门以及法院执行部门的三方协作,来直接执行特定情况下的＂以物抵债＂仲裁文书,真正实现金融仲裁案件的效率执行与案结事了。

论以物抵债的法律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72号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72号是关于以物抵债的案例,最高法在该案中选择了债的更改说作为判决的理论基础,理由是双方通过以物抵债协议变更了原先的旧债合同关系,原先的旧债合同关系消灭,应当履行以物抵债协议产生的新债。最高法对以物抵债的认识囿于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与原先旧债合同的效力,没有认识到以物抵债的本质在于抵债之物价值变动的风险分担。风险分担的原则在于利益的权衡,在抵债之物的价值发生变动时,如何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分担风险,才是以物抵债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

以物抵债解释论:从“简单”到“选择”

以物抵债系以物充当原有债务之清偿。以物抵债既不应被解释为一个新的契约,也不是所谓的“处分行为”。以物抵债合意应被解释为对原债的变更而非更新。变更后的法律关系由简单之债变为选择之债。以物抵债可准用包括瑕疵担保责任在内的买卖合同规则。对于可能出现的虚假诉讼,应通过审查原债权债务关系及预告登记制度予以防范。对以物抵债的解释,应努力兼顾当事人利益与第三人利益,亦应追求法律关系的简洁与法律规则的可适用性。

以物抵债的理论与实践

以物抵债包括代物清偿与狭义的以物抵债两种,不同于新债清偿、专为清偿,在我国现行法上均为无名合同,应被法律认可。在判决、裁决以物抵债的,抵债之物的所有权不因判决、裁决送达当事人处时而移转,只有办理完毕抵债之物的所有权过户登记(不动产场合)或完成交付(动产场合)时才发生移转。

中国经济的弊端与向恣意妄为说“不”从“物联网”谈起

习近平指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本文从2009年全国兴起的“物联网”谈起，回顾了政府投入4万亿、推行凯恩斯主义及其造成的危害。盲日扩大基建投资掠夺土地资源；以环境为代价，破坏生态环境；出口导向经济促使产能严重过剩；大量购买美债使囤民经济雪上加霜，国富民穷。政府税赋高腾，民生福利凋蔽；容忍金融企业暴利挤压生产空间；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不断升高，住房早已超越了很多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这些让政府逐渐丧失民众支持。结论是政府官僚不需要多做些什么，只要少做伤本之事和理顺生产关系，并为恣意妄为画上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