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视域下当代中国婚育观念及新型婚育文化构建

婚育观念对婚育行为的塑造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面对我国人口规模和结构显著变化带来的持续性挑战,构建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的新型婚育文化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育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形塑了婚育年龄逐步推迟、离婚和同居现象增多、生育意愿和行为普遍降低、家庭关系结构多元发展等主要人口特征。究其原因,是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大转型,全民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促使婚育观念发生转变,社会保障制度使家庭经济和赡养功能不断弱化,社会流动成本挤占婚育行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侵蚀婚育价值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对此,构建新时代婚育文化应进一步完善婚育政策支持体系以增强婚育行为的积极效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强调婚育责任和家国价值同构,增强性别平等意识,重视家庭建设,大力弘扬家文化优良传统,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主流意识和社会规范力量,实现适度的婚育水平,最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婚姻支援政策脉络分析与镜鉴

经济因素、社会支持变化与价值观的转变是日本晚婚化、不婚化的主要成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婚姻支援政策的演化可分为主辅两条脉络:以“育儿”为中心婚内支持的主脉络(1989年至今)和以“婚活”为焦点未婚支持的辅脉络(2007年至今)。日本婚姻支援政策的总体效果并不明显,主要面临政策目标评定深陷于认知困局、政策实施掣肘于性别文化体系、政策工具单一且政策效应式微、政策反馈滞后于婚育现象变化四个困境。基于日本婚姻支援政策脉络分析有四点启示:制定以合理均衡为政策思路的婚育政策,构设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理念的婚恋文化,借鉴不同国家应对晚婚不婚策略的经验,推进晚婚不婚的预测性研究与建设机制。

人口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生育支持政策的偏离与矫治

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应置于人口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当前,受制于尚未充分开发利用我国人口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优势,且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偏离及对当代青年婚育观念与社会心态转变这一重要现实的关注不足等因素,生育支持政策的执行效果未达预期。为此,生育支持政策可能的矫治路径如下:一是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应尽快完成从“人口数量论”转变为“人口发展论”的战略定位,确立以生育养育质量稳步提升、新时代婚育观念科学引导、家庭发展友好型环境持续优化及代际共融有效促进等中长期政策目标的组合实现作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标准的总体改革方向,以此引导与规范社会公众的意识与行为。二是体制机制创新层面,应充分依靠我国“一核多元”共治型主体结构的治理效能,开发利用当前区域生育率水平存在梯度差异的特征,为我国生育率的整体提升提供腾挪空间,瞄准推动“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转化,尽快将人口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生育治理效能。三是文化观念宣扬层面,应直面当前青年群体的婚育困境,始终保持与青年对话的立场,强调婚育在社会、家庭、个人层面的价值统合,并以新型婚育文化引领和呼唤当代青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和亲政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和亲政策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项重要政策。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构筑了多元的历史基础。和亲政策延续两千多年,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巩固了大一统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和亲政策使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沟通日益密切,民族融合更深、更广,有利于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意识和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同时,在此过程中,独特的和亲文化得以孕育,积淀了各民族共同珍视和共享的文化符号,汇聚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力量。

两性、家庭与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婚姻政策的变革(1939—1944)

全面抗战背景下,解放妇女与改造家庭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目标提上具体政策制定日程,成为民主建设边区历程的必需环节,主要体现在婚姻条例的制定和出台上。从1939年到1944年,理念先进的婚姻政策变革下婚姻纠纷案件频发,买卖婚姻的界定、抗属离婚案的纠葛、基层执法难等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矛盾样态,彰显了崭新的政权建设、干部队伍与根深蒂固的乡村传统婚俗、性别观念与基层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若要深刻理解党对陕甘宁边区婚姻家庭改造的重视原因、婚姻政策变革背后的内生逻辑,离不开领悟妇女与家庭之关系对于边区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统战工作的意义。

从“二孩”到“三孩”:“高龄少子化”社会的政策应对与社会回应

我国先后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的生育政策,以应对“高龄少子化”社会的趋势进程。渐进式放松的生育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人群在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观念及行为反应。本文基于“七普”数据,从“流动人口”跨区域迁徙特征、适龄人群婚育意愿及决策比较等维度进行分析,阐释政策变迁与社会行为的互动效应,就完善与“三孩”生育配套的“政策篮子”提供政策建议。研究认为,要尊重适龄人群的“类差异性”,分类指导,精准施策;要“均衡化”城乡资源配置,科学引导适龄人群理性流动;要积极培育生育友好型文化,协同营造良好的婚育环境。

唐代和亲政策中的乐舞交流——以吐蕃为例

和亲政策在古时十分常见,至少在原始部落时期,人们已经能通过姻亲关系加强部落实力巩固统治了。由于这种政治性和利益性,各政治团体为了彰显国家实力以及显示友好的态度,“和亲”路上的嫁妆与聘礼实际上除了物质交流与置换之外还有思想的交流。吐蕃政权,作为古时青藏高原的主人,由于实力的强劲,唐王朝无论是使用怀柔政策还是武力方式,都一直与吐蕃保持着交流。纵观整个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交流,前后出现过两次和亲的情况,和亲公主分别是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唐王朝为两位公主准备了丰富的嫁妆,其中就包括“赐乐”,从而加强了两地的乐舞交流。

“畏婚恐育”问题的生成与治理研究

人口问题关系民族长远发展,社会稳定亦需人力资源保有健康状态。当前,我国适龄人口结婚意愿持续降低,“畏婚”问题明显,长期的低生育引致人口负增长,“恐育”问题潜在。“畏婚恐育”是外部政策环境约束与内在主体婚育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易使适龄人口在婚育选择时陷入伦理困境,同时也可能引致社会风险。可以从政策上贯彻落实三孩生育政策、持续完善婚姻配套支持,法制上继续跟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文化上从个体、家庭、社会层面着手多方位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通过政策赋能、法制跟进和文化引导消除适龄人口对婚育的恐惧,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

婚配概率及婚配对数估计方法的探讨

估算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婚配概率及婚配对数是生育政策仿真的关键技术之一。本文首次提出同龄概率法及多龄概率法,并对全国层面独生子女之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概率及婚配对数进行了估算,详细阐述了两种方法的原理及运算步骤,并对两种方法的运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计算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多种婚配概率,并能估算出各类婚配夫妇对数。其中,同龄概率法较直观,数据易取得,但与实际存在一定的偏差;多龄概率法更接近于现实,受婚配对象人数突变的影响更小。

性别歧视的人口后果——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模拟分析

性别歧视导致的“失踪女孩”现象对中国人口发展产生了影响。从制度、文化、经济和政策4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性别歧视的成因,并结合中国政府采取的有助于降低性别歧视的公共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体系。根据人口模拟模型,对建议的公共政策效果进行了模拟,定量分析了不同性别歧视程度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歧视减少了人口总量和劳动适龄人口总数,加快了人口老化程度,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通过性别歧视下人口发展模拟的结果,为降低男孩偏好、消除性别歧视提供经验支持,为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应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性别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评述与展望

本文从家庭经济决策行为、性别失衡与储蓄、婚姻市场挤压等方面对人口性别变量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已有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述,总结了经济学视角下性别失衡研究的发展趋势,指出性别失衡对经济学宏观变量影响的家庭经济决策放大机制是研究该命题的关键。最后,构建了一个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人口性别失衡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建模思路,详细阐述了其背景、构成及所包括的关键机制,为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影响后果的研究,以及采用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在内的性别失衡综合治理和推进性别平等策略的制定与评估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基于CFPS2010年调查数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着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在剔除队列效应后,影响依然存在。在我国,初婚年龄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初婚行为。

以研究促进政策和法律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与法律/政策项目的探索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持的社会性别与法律研究项目的研究表明,虽然在中国政策和法律中几乎看不到直接的歧视,但是,大量的看似性别中立的政策在实际中对妇女发展不利。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政策和法律中制定积极政策和措施十分必要。同时,还应当鼓励法律/政策的执行者从积极的角度解读政策并创造性地工作,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尽最大可能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我国现行婚检制度问题的政策学分析

文章以我国婚检制度的历次演化为立足点,利用新的政策学基本原理,从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主客体间关系等几个角度分析强制婚检取消后婚检率急剧下降的原因,从而探讨改变婚检现状的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流动男性商业性行为的HIV/AIDS累积风险及政策启示

婚姻挤压下的未婚流动男性参与商业性行为的现象可能增多,而商业性行为是普通人群直接感染HIV/AIDS的途径之一。有必要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分析流动男性由于商业性行为而具有的HIV/AIDS风险及其应对策略。通过生存分析方法估计流动男性各个年龄段的商业性行为比例,探讨HIV/AIDS累积风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验证了婚姻挤压、人口流动以及文化变迁是分析流动男性商业性行为的重要情境;发现流动男性存在明显的HIV/AIDS累积风险,28-35岁未婚男性是HIV/AIDS累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婚姻挤压对28-35岁未婚男性的HIV/AIDS累积风险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宏观结构因素和微观规范因素是流动男性HIV/AIDS累积风险的显著影响因素。在结论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启示,建议公共卫生部门明确HIV/AIDS的累积风险趋势,完善风险阻断策略。

国家政策对族际婚姻状况的影响

在统一的多种族、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是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族际婚姻被认为有益于促进族际关系和睦。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族际婚姻和族际婚姻子女的政策,它们对族际婚姻产生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目前在我国应更强调尊重婚姻自主权,而不应在政策层面上推动族际婚姻。

农村地区彝族青年婚姻困境破解的公共政策支持

当前,农村地区彝族青年的婚姻困境问题明显,形式变异的"买卖婚"在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撑下普遍存在,婚姻困境中的性别差异明显,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受到限制,固守传统婚姻形式造成多种社会问题。破解农村地区彝族青年婚姻困境,需要给予公共政策支持的外力推动,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内生动力,并最终帮助彝族青年男女突破婚恋的物质和精神束缚,促进农村地区婚姻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红灯与对策：民族乡村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基于恩施州G县的实证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加快,婚姻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基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宏观背景,本文以田野调查为逻辑起点,结合调研数据和相关文献,在分析其婚姻家庭生活中"红灯"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民族地区乡村婚姻家庭生活中"红灯"的基本类型及其成因,认为"个体和社会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是其治理的有效途径,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同性婚姻与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

目前国际社会中同性同居者争取合法地位的运动已经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取得成功。各国面临是否承认外国或外法域同性同居关系的局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法院将来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如果一概拒绝承认基于外法域法律成立的同性同居关系,可能不利于保护依附该关系而成立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区际私法中尤其需要慎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当同性同居关系仅仅是作为其他问题的先决问题时,我国大陆法院可考虑适当承认该关系的有效性。

唐代和亲政策述论

The policy of keeping on good terms with rule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border areas by marriage started from Han Dynasty. It was diplomatically an expedient measure in feudal dynasties, i.e. to make minor sacrifices to safeguard major interests when facing powerful enemies. The peaceful time gained in such a way was used to recuperate and build up energy and develop economy. In Tang Dynasty, the policy was expanded to any pacification 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e Tang rulers had applied its special marriage policy for 28 times respectively to such ethnic groups as Tu Jue, Tu Gu Hun, the Tibetan Regime then, Xi, Khitan, Ning Yuan Kingdom, Hui He and Nan Zhao Kingdom. The practic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a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