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

美人公子飘零尽,一树桃花似往年——论《桃花扇》书写“兴亡”的三重维度

《桃花扇》是清代戏曲作家孔尚任创作的一部描绘历史兴亡的悲剧。历来关于《桃花扇》悲剧艺术的研究主要以“桃花扇”这一物件为着眼点,而就《桃花扇》的唱词艺术、空间聚焦以及渔樵意象看,尚有三个维度值得关注:第一,唱词中“六朝”“王谢”等隐含衰亡情感典故的刻意运用;第二,以侯方域、李香君爱情发生地“媚香楼”由闹而冷、由聚而散为场景聚焦折射“兴亡”;第三,以渔樵闲话的形式将历史抽离为审美的客观对象,进一步关会兴亡,达到由盛而寂、由入世而出世的空幻效果。从整体来看,孔尚任以“桃花扇”这一道具为内核,以唱词设计、场景转换、渔樵闲话为三重叙述维度,层层叠累、无孔不入地“制造”了在场观众的“兴亡之感”。

文化翻译理论视域下《桃花扇》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探析

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翻译文化经典是重要的一步。《桃花扇》是中国清代戏剧的传奇剧本,该剧本中有大量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风貌等相关的文化负载词。通过对《桃花扇》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从文化翻译理论视角对典籍翻译进行新探索,使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徐旭旦与“南洪北孔”部分作品的所有权问题

徐旭旦《世经堂集唐诗词删》卷四中的《开元遗事》组诗10首,与洪昇《长生殿》中部分场次的下场诗是相同的作品。根据《世经堂集唐诗词删》和《长生殿》的问世年代,以及这10首诗与其各自所属《长生殿》中每一出的剧情珠联璧合、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肯定徐旭旦这一组诗抄自《长生殿》。徐旭旦与洪昇、孔尚任各自的文字因缘相似,由此可证徐旭旦的《〈桃花扇〉题辞》、套曲《冬闺寄情》《旧院有感》分别抄袭自孔尚任的《桃花扇》之《小引》以及《寄扇》《余韵》出套曲。徐旭旦与“南洪北孔”部分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最终得以澄清。

“■二”考论——天人大美、反道学、风情爱欲之撰及其文学影响

“■二”即“虫二”之说出自清禇人获《坚瓠集》载唐伯虎题“妓湘英”家匾“风月无边”,祝枝山别解为嘲“妓湘英”为“虫二”,堪称当时汉字文化爆出的一颗新星。“虫二”的直解当回归“风月无边”,乃天人大美之赞,传用至今;而“风月无边”原为朱熹赞美周敦颐的准道学名言,但其主词“风月”才是“虫二”的原本。“风月”自古义涉相思、声色、风骚、风情等项,故唐匾祝释都有反道学倾向和讥刺朱熹之意。“虫二”的诞生及其在作家创作中上接《庄子》“之二虫”、《诗经》“虫虫”、《搜神记》“虎名大虫”等等,形成由“虫二”所吸附之文化“统一场”,进而影响当时和后世《金瓶梅》《桃花扇》《红楼梦》等有多种多样“虫二”“二虫”等演绎的描写,至《红楼梦》乃为“虫二”写风情爱欲的巅峰之作。但是“虫二”至今未被收入《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希望修订时能予补入。

照花前后镜——晚清宁波曲苑遗珠《镜里花》传奇探析

晚清宁波曲家蒋世鼎所作《镜里花》传奇,因近年才被发现并收编于《宁海丛书》中,故关注者寥寥。在《镜里花》传奇清抄本的基础上,参考《鹤警诗草》和《鹤井蒋氏宗谱》等文献,可全面考察蒋世鼎的生平及其创作。《镜里花》既有对《桃花扇》的模仿与借鉴,又在双线结构、“花”意象运用、地方色彩等方面呈现出自身特色,对研究宁波地方戏曲史和清代后期的传奇创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孔尚任《桃花扇》人物、本事四考

孔尚任的“舅翁”秦孟岷和秦光仪、“舅”秦生镜与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等有极为重要的关系,可惜他们的资料极罕见,而《秦氏家谱》与《百城烟水》中却有较丰富的关于他们的资料。同时,《桃花扇》在立意、人物塑造及情节上受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影响较大。

一个完美符号的生成:《桃花扇》李香君形象新论

《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是一个精心塑造并巧妙运用的符号。作者塑造此形象,汲取了明代传奇的诸多经验,并对原型人物形象进行了多处改造。《桃花扇》运用符号意义的开放性,以她的天真善良为君子小人之辨代言,利用其妓女身份痛骂奸党,并赋予她“情”“欲”的象征意义。剧中张道士斩断侯李因缘,并非阻碍一般的男女情爱,寓意在于断绝士人过分膨胀的“情根欲种”。侯李当场分离与“传奇旧套”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个人与国家、“情”“欲”与“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对李香君形象进行“符号性”分析,是对之前“爱国女杰”说、“性的符号”说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吕立亭的“身份认同”说的修正和发展,并显示出人物形象研究中丰富的文本阐释空间。

陈世骧与哈罗德·阿克顿交游考

陈世骧与哈罗德·阿克顿,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系结下了师生缘。陈世骧在阿克顿的引导下,走上了终其一生的中西文学互鉴之路。阿克顿的纯粹唯美主义汉学思想,经陈世骧的中国文化视角诠释后更显纯熟;身为青年汉学学者的陈世骧,也因邂逅良师阿克顿,而与汉学结下不解之缘。阿克顿与陈世骧在20世纪30年代,合作在原北大英文系系主任温源宁主编的《天下月刊》上翻译白话文新诗,又于1936年合译《中国现代诗选》,以“以诗译诗”的精湛译笔,首次将古韵典雅的中国白话新诗推向英语世界。20世纪40年代,师生为同筑未尽“还乡”梦,联手再译《桃花扇》,《桃花扇》全译本以卓越学术水准和纯粹诗化风格,成就了中英文学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搬演《桃花扇》看容美土司的共同体意识

康熙四十二年(1703),无锡文人顾彩受邀访问容美土司,他惊奇地发现:清廷禁演的戏曲《桃花扇》竟然在土司衙署内隐蔽演出。该事件既与容美土司热爱戏剧的传统有关,也与容美土司与主体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有关。其共同体意识蕴含了容美土司对内地经典艺术文化崇拜的表层意识、拥护大一统正统国家的深层意识、与明王朝创造辉煌历史的共同记忆以及对已灭亡的明王朝国家的怀恋。戏曲《桃花扇》的“明喻”与容美土司共同体意识的“隐喻”双向奔赴,转化为土司对国家、中华民族认同的集体仪式。

理想与现实的相反交替——论《桃花扇》中的四季循环叙事结构

《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创作的一部传奇剧本,继承了元末南戏生、旦双线脉络平行并进的典型范式,在叙事艺术上史戏浑一,虚实相生,呈现出一种理想与现实相反交替的戏剧结构。根据弗莱的文学循环论,可以将《桃花扇》的叙事结构看作是一个四季循环的过程,经历了从爱情喜剧、政治传奇、社会悲剧和人生讽刺的完整递进过程,为其戏曲叙事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桃花扇》时间处所类介词的分布及演变

《桃花扇》是清代前期戏剧创作中的一部“惩心济世”和“寄托遥深”的力作。它与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牡丹亭》,洪昇《长生殿》并称中国四大经典剧目。茅盾先生曾认为,《桃花扇》是一部将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完美结合的历史剧。可见,《桃花扇》的语言,不仅对研究明清时期介词的演变有很大意义,而且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该文以《桃花扇》中的介词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桃花扇》中的时间、地点类介词的用例、出现频次等进行统计,对其在不同时期的运用与演变作以粗略梳理,并归纳出其在时间与地点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向与特征。

论《桃花扇》中的“文章梁柱”柳敬亭

“解救殷勤”是《桃花扇》中孔尚任对柳敬亭的角色定位,剧作完成后孔尚任又以云亭山人之名亲自为《桃花扇》作评,重以“文章梁柱”综合概括柳敬亭的戏剧作用。孔尚任精心设计含有历史性、抒情性的台词及充满戏剧性的行动,使柳敬亭串联《桃花扇》全剧,成为家国悲剧的局中人,又以第一读者的身份多次明确指出柳敬亭暗含深意的特殊台词,借柳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使柳敬亭为自己代言,成为反思南明悲剧的局外人。柳敬亭艺术形象增加了剧作的历史性、抒情性、戏剧性。

善隐者与苦隐者的情感共鸣——得全堂夜讌始末及其影响

得全堂夜讌是冒襄为著名理学家兼遗民陈瑚的来访而举办的戏曲盛宴,夜讌上冒氏家乐演出了《燕子笺》和《邯郸梦》二剧,这两部戏曲所相关和反映的反抗奸佞的历史事件及故国之思使得善隐者冒襄及苦隐者陈瑚摒弃生活方式上的隔阂,达到嫉恶如仇、悲思故明的情感共鸣,并引为同志知己。陈瑚于夜讌后广泛宣传水绘园雅集之胜及冒襄的高才懿行,他为夜宴所作的《得全堂夜讌记》和《得全堂夜讌后记》后来成为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历史材料依据,并对之具有精神导向作用。

《长生殿》与《桃花扇》结构艺术比较

本文就清朝康熙年间被人们誉为"南洪北孔"的洪升和孔尚任的《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昆腔传奇在对历史材料的剪裁、结构线索、结构布局等结构艺术方面的特点和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概括,并提出了思考。

论《长生殿》、《桃花扇》在古代历史剧创作中的典范意义

《长生殿》与《桃花扇》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所遵循的主导原则是不同的,前者是史为戏用,以剧统史;而后者是以史统戏,以剧述史。不过虽然两剧作者对待史实的态度即曲史观有异,但是他们都追求历史真实感和艺术真实感的交融统一。作为历史剧,《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创作模式明显好于有违史实的翻案戏,这两部剧作代表了我国古代历史剧创作的两种主导范式。

长阳南曲缘起《桃花扇》之考析

"缘起《桃花扇》说"是众多长阳南曲起源说中指向最具体、最明确的学说,但局限于没有发现相关文献资料、地方志和考古记录对二者的缘起关系的明确记载,使之陷入"飞来峰"的尴尬境地。笔者通过对长阳南曲所处的政治环境、历史流变、文化背景、传承地域、起源时间等因素进行纵向研究,通过对长阳南曲的构成元素、艺术特性、表演形式、传承方式等因素进行横向研究,阐述此学说的可能性,以求证长阳南曲缘起《桃花扇》是一个真实的命题。

《桃花扇》在容美土司的发展与嬗变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思想与容美土司田舜年不谋而合,继而被其引进。为了迎合容美土民的审美意识和演唱习惯,戏剧家顾彩以《桃花扇》为蓝本重新撰写了一本《南桃花扇》,揉进了当地流传已久的柳子戏、南戏的部分唱腔及其他元素等,被顾彩自称为"巴曲"。改土归流后,此剧被禁演,却由此衍生出一个新的曲艺形式"长阳南曲"。孔尚任传授《桃花扇》,田舜年引进《桃花扇》,顾彩到容美移植《桃花扇》,这一切对容美戏剧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土汉民族文化交流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乐章。

关于《桃花扇》中侯方域入道的思考

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并不"出应乡试,中式副榜",而是抛下花月情根,修真学道去了。其情节重构的意义在于,一是反映明末清初文人抉择出路的历史现象;二是呈现作家在创作中借鉴"遗事"以警时世的史心;三是描绘我国古代文人的民族文化性格。

论《桃花扇》在清代中期的传播与接受——文化专制背景下的《桃花扇》传播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有清一代最为繁盛的时期。在此期间,《桃花扇》作为秦淮艳事来观看,咏《桃花扇》表达兴亡之感的诗作亦多。在乾嘉学派考证之风的影响下,很多文人学士对《桃花扇》史实进行了考证辨析。《桃花扇》影响了后世戏曲、小说的创作。《桃花扇》是剧班必备剧目,在清代中期依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