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户的现代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化供给机制探讨

在有关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讨论中,受关注较多的是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的市场化服务,而对村集体提供的组织化服务讨论较少。本文以寿光市蔬菜大棚的旧棚改造为案例,讨论了村集体如何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发挥作用。在寿光市平沙村蔬菜大棚的旧棚改造案例中,村集体通过提供统筹服务,低成本地解决了小农户在产业升级中遇到的两个难题:因农户分化而导致的利益协调难题和农户自发进行旧棚改造导致的土地低效利用难题。村集体通过“返租”土地的方式对土地进行了整合和重新规划,让有意愿进行产业升级的农户可以在规划区域内新建大棚,不愿意新建大棚的农户则可以通过旧棚置换,在规划区域外的地块上继续种植,这一规划使土地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从该案例来看,村集体提供的是一种组织化的社会化服务,其突出特征是提供服务的过程就是对小农户的组织过程。这种组织化服务有两重实践机制:一是村集体通过对土地的统筹经营来整合土地,并在此过程中组织小农户;二是村集体在调用村民自治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化私为公和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建立村庄内部的公共博弈空间,减少小农户因利益分化而产生的矛盾。本文尝试为讨论村集体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打开空间。

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与出路

家庭经营制度下的个体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较低,在与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等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处于较不利地位。通过自组织化和被组织化的途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类农民组织,是增强农民抗衡侵权行为的能力,解决个体农民弱势难题的根本途径。

农户经营模式、集体行动与饲料加工业产业集中度低问题研究

我国饲料加工业产业集中度低问题,制约了饲料行业效率。鉴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对这一现象缺乏解释力,文章构建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认为上游种植业和下游养殖业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农户面对"价格公共品"和饲料企业的"报复行为",不会产生集体行动,这是我国饲料加工业分散市场结构中"小批量、多批次"交易方式和产业集中度低问题的制度根源。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为提高产业集中度创造条件。

农民土地利益实现的制度障碍及对策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建立之初表现出明显的绩效,但随着制度的推进,又暴露出似乎难以克服的缺陷。农用土地制度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系统内部不协调,而不在于农地制度本身。要实现农民的土地利益,需要对农民土地利用提供产前支持,需要培育有利于土地利益实现的市场,需要保障农民土地收入。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农村改革研究

新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从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人民公社体制消解前,中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土地制度方面,其焦点是人民公社体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此消彼长,涉及“三农”领域生产关系调整和生产力改变。在农村改革实践与邓小平的双重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主要形式,以集体劳动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靠政策和科学来推进农业现代化,二是发展乡镇企业与农村非农产业。1989年秋邓小平提出“两个飞跃”重要论断,继续发展他的农业现代化思想。

关系嵌入与合约治理——理解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关系的一个视角

当前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其核心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带动小农户参与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最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本质上,这依赖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合约关系的稳定。鉴于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经营所面临的较高外部性社会成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合约关系的稳定不仅仅依赖于其合约关系的市场绩效,也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以及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丰富社会资本。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诸种正式性及非正式性关系资源对于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小农户打交道的组织成本,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水平及其组织收益,维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合约关系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农村耕地“三权分置”发展方向探究——以改革开放以来耕地权属变革为切入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耕地权属关系历经了三次变革,前两次分别是变封建的土地制度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变农民土地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第三次耕地权属关系变革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文在分析当前我国耕地权属变革的基本态势和困境的基础上,综合分析耕地权属变革趋向的各种主张及其利弊得失,并提出我国耕地权属变革下一步发展的趋向,即坚持耕地集体所有制和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村集体收回耕地的承包权,再通过租赁的形式将耕地租给"善耕者"经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