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理论依据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西周礼乐相依的"德政",是一位非常注重"礼"的思想家,但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具有尖锐的冲突。本文从孔子与子路非同寻常的关系中探究了孔子晚年急于投身于现实政治的思想背景。孟子的"变置"理论是对孔子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的"仁政"学说因为有性善论、自由论和民本思想作为基础,因而,在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上孟子就必然要提出何以面对"独夫民贼"的问题。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在孟子的理论中明显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清末农村新政激变中的官绅民及其互动——以1910年莱阳民变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绅权大张,原本作为乡村社会领袖的绅士进入国家政权,承办新政,不仅逐步失去了协调官民关系的原有功能,而且导致绅民关系恶化,绅民冲突不断。官府在处理绅民冲突的过程中往往偏袒绅士,弹压乡民,官民矛盾因此激化,新政激变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出现农民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1910年山东莱阳民变的发生,就是新政中官绅民关系急剧变动的产物,是一起典型的新政激变案例。报刊媒体普遍同情农民的反抗斗争,抨击官绅恶行,并看到了逐步显现的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新政不仅没有遂清朝巩固统治之愿,反而促使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日益崩溃,沦为速亡之端。

两番故趣 一共悲歌——浪漫主义农民起义小说《西游记》与现实主义农民起义小说《水浒传》之相似性研究

神魔小说《西游记》就其实质,应归于浪漫主义农民起义小说,与作为现实主义农民起义小说的《水浒传》相比较,二者所叙写的起义斗争故事在斗争背景、斗争口号及路线、斗争过程及结果等等方面处处暗暗契合。因而,《西游记》与《水浒传》虽似两番故趣,实为一共悲歌。

晚唐诗人在农民起义中的心态表现及命运

晚唐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巢起义爆发后,知识分子急剧分化,其心态表现非常复杂,更具敏感性的诗人尤为如此:有的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直接参与推翻统治者的斗争;有的顽固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坚决反对农民起义;一些身为朝廷重臣的诗人则混水摸鱼,首鼠两端;而更多的是逃避现实,避祸全身。这种种不同的心态和表现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迥异的命运。从主观上讲,他们复杂的心态表现及命运是由其诗人特定的身份决定的;从客观上讲,则与晚唐社会现实及农民起义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三教合一”对农民反抗思想的影响——以中国秘密社会为视角的探讨

宗教及宗教异端与农民反抗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在宗教的世俗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由于宗教发展的阶段性、不平衡性等特点 ,道教、佛教在其发展史上还与清代秘密社会的宗教信仰有着血缘关系。中国历史上 ,在思想上对农民反抗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也可以说是两教的异端。无论是在秘密教门还是在秘密会党中 ,“三教合一”的思想都有很充分的表现。中国秘密结社生活于古老的农业社会之中 ,只能从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 。

抗争的力量——浅析凯绥·珂勒惠支版画的艺术特色

珂勒惠支以一位裸体的母亲形象为刻画的对象,一双有力的手抱起睡熟的婴儿以示慈母之爱,长期饥饿致使母亲的身体瘦骨如柴,一对干瘪的乳房没有乳汁哺乳婴儿.在构图上,白色的半圆形背景与黑色的圆形形成对比,衬托出强烈的黑白对比.整个画面不作精细的刻画,大刀阔斧,刻凿有力,点、线、面安排恰当,显示出珂勒惠支驾驭黑白木刻技巧的高超能力.

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成立时间的辨析:兼述其时广东南路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素以纪律性、组织性而著称,纪律与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面对1925年中共广东南路特委组织多个文献、著作说法不一,或认可之,或否定之,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如此情况对理解北部湾党史、广东党史、大革命史等无疑是没有帮助的。广东湛江地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份发现的文献资料显示,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成立时间大约在1928年底,是当时比较早期的中共地市级组织,负责人是黄学增,此也与时人的回忆相吻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成立后,在发动南路农民运动、发展中共基层组织等方面,都做出较大的贡献。

华林小史

汉、晋之世,佛教初入中土,浸染华俗,释典"华林园"名风靡神州。经对三国、两晋、六朝江南"华林园"、"华林山"名邅递演变轨迹的宏观历史考察,可以清晰地把握"华林"词义学或曰辞源学的宗教文化属性,进而坐实江右高安、奉新等环华林山区隋、唐间应智顼、孙智琼"云棚"义兵,元末白莲教首彭莹玉红巾军,明中期胡雪二"华林军"农民起义等三大里程碑式的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造狂飙运动的革命性质。

明清时期政府的“严管”宗教政策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是中国君主专制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专制统治扼杀了社会的发展生机。在宗教管理方面,明清时期的教训就是过度管理导致了正统宗教在思想和组织上的退化。当正统宗教不能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时,就会出现民间宗教大发展的局面。而专制政府的强力打击政策,则又把民间宗教推到了反政府的立场上,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组织形式,对专制统治造成了沉重打击。

19世纪中叶乡村民变的动员——以江南太平天国民变为中心

19世纪中叶,江南乡村民变迭起,在太平天国占据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江南重赋、苛捐、佃租盘剥,以及官吏贪腐之弊,无疑是促发乡村民变的重要内因,但民变必须经动员才能成型。太平天国占领区民变动员模式的组织、方式、场所、仪式这四个核心层面因素,与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前20年间清朝统治下的同区域民变相比,既有传统民变动员的延续性,又有战时太平天国自己的特殊性。在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中,正是这种传统与特殊的结合,使“天国”占领区民变的规模和烈度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均超越了清朝统治时的同区域民变,从整体上建构了“民众对抗太平军”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形塑过程。民变的多发频发,加剧了太平天国政权系统内部各阶层的离心倾向,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

明代杨嗣修墓志考

杨嗣修墓志详细记载了志主生平事迹和杨氏家族的迁徙、世系传承情况等,内容丰富。特别是志中记载了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破怀庆府城后,将当地绅士掳至西安授官的历史事实。墓志对研究明代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农民起义有重要价值,对史书方志,也可纠误、印证和补充。

对鲜为人知的青号军之见解

青号军起义是清代咸同年间号军大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详情却鲜见于史册。本文对黔北桐梓杨龙喜起义,黔东南台拱张秀眉起义作了详细的分析考证,认为这两大起义军就是青号军,正是青号军起义揭开了贵州号军起义的序幕,打响了号军反对腐败朝廷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