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战争与智者:公元前5世纪雅典讼师群体壮大的原因

公元前5世纪,通过参与诉讼获利的雅典讼师群体逐渐壮大。其壮大基于深刻的时代背景,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雅典帝国的扩张为讼师群体壮大提供了政治舞台;其二,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讼师群体壮大提供了实践途径;其三,智者派的流行为讼师群体壮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三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雅典讼师群体逐渐壮大,并影响着雅典的司法进程。

修昔底德的战争叙述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学的意义

当代国际关系的著作在研究战争的时候一般都会详细地叙述战争的来龙去脉、战争的时代背景、战争前后人的反应以及战争的后果和影响。但是,中国古代关于战争的叙述可能难以做到如此详细。尤其是中国史书对战争的叙述往往是见战不见人,只关注战争的结果,即便关注人,也主要是那些决策者和战略家,一般的人是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相比之下,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关于战争的叙述则非常详细,不仅详细地描述了战争的过程,而且对战争的决策、人的心理变化等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特别是该书通过大量的具有现场感的演说词,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并通过这些演说词的内容揭示了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诸多原则和机制。因而,它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人性一词有较为广泛的涵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等。欲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为人类的活动。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已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的理性: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关,与道德理性背离。修氏的历史观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古希腊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通过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之父修昔底德在其历史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展现的国际政治冲突逻辑、安全两难、同盟和均势等国家间行为,揭示了修昔底德对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探索以及对国际权势竞争的深刻理解,指出其对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大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历史-理论概括,不仅催生了一种关切"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问题的现实感,而且唤醒了一种重读历史以预断未来的理论兴趣。要想理解"古典世界的历史悲剧是否仍然会在当代重演"这一以史带论的命题,我们就必须具体分析促成希腊世界秩序转变的基础结构机制、反思调控机制,以及它们如何透过立国方略与国际战略把雅典和斯巴达塑造成了策源战争的两极。只有把对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结构分析与行为体的策略分析结合起来,与世界秩序转变过程相伴的战争动力机制才能得到解释;只有分有修昔底德为人们敞开的真正"政治的"视野,我们才能获得某种预断未来的战略思考能力。

雅典的民主与领导:从伯里克利到亚西比得和尼西阿斯

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开辟了雅典的黄金时代,但他铸造的辉煌随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惨败转瞬即逝。酿成雅典惨败原因诸多,伯里克利之后领导的堕落和失败是最关键的一项。民主与领导的关系扭曲,领导者的政治性格和城邦的政治机体都在腐化、堕落之中,战争进程中民主的放纵与领导人的堕落,这一切导致了雅典的毁灭。

希腊古典时期的战争对雅典城市的影响

历时近 5 0年之久的希波战争 ,希腊人最终取胜波斯。雅典城邦逐渐成为希腊世界的主宰。雅典城市在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中心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加强和巩固。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雅典失利 ,加剧城邦危机 ,维护和扩展雅典城市作为城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诸多因素逐渐失去 ,雅典城市不再是“全希腊人的学校”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如何写出来的?——“修昔底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花费了毕生精力,全书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迄今悬而未决。从1846年这个问题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有两派观点:"分离论"和"一体论"。前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作者的思想上;后者则认为,尽管这部书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不完善地方,但全书一以贯之,因此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写成。两派各执一词,探讨逐步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提出修昔底德文本的同质性问题,即作者有意带领读者一起面对事件,其思想认识和叙事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故其文本不是同质的。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在康纳观点指引下,英国学者鲁德和美国学者德沃尔德研究了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鲁德认为"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德沃尔德则证明其叙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修昔底德问题"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修昔底德撰史特点新探

古希腊是为数不多的有着历史撰述传统的古代文明地区。希罗多德的历史撰述方法叫做ιστορια,而修昔底德的历史撰述方法则称为συγγραφω。两者本来是有所不同的,可是近代以来,学者却用history一个英文词来翻译这两个希腊词,结果,造成这两种撰史方法的差异日渐模糊。按希罗多德的ιστορια方法,在撰写史书时,是先叙事,后析因,即先把他的ιστορια成果,也就是波斯战争的事实展示出来,然后再把战争的原因分析清楚。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才是切合自然的考察方法,符合知识生成的法则。而修昔底德的συγγραφω方法则集选题、叙事、述因、致用于一体。特别是συγγραφω采用先述因后叙事的写作方法,与希罗多德的ιστορια有着明显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只评论了希罗多德的《波斯战争》,而没有介绍修昔底德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今,重新探析修昔底德συγγραφω的撰史特点,对于理解古代希腊史学的多元性,重新梳理希腊史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试析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瘟疫问题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决定雅典命运与发展方向的转折点,而瘟疫在雅典的爆发与流行使雅典同盟在战争前期处于下风,间接导致雅典的衰亡。探析这场瘟疫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程及其对雅典军队、社会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可以深化我们对瘟疫在雅典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识。

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典历史条件下的商业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个例分析表明,这场战争无论在国际商路的开拓和维系上,还是在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争夺等方面,都符合商业战争的一般性界定。同时,粮食供应市场在战略争夺中的核心地位,奴隶贸易,以及工商业集团对战争的亲身参与和直接推动,这三个方面则构成了古典战争在商业性上的特殊体现,也是它与现代商业战争所不同的地方。因而,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代表的希腊战争不只是一般性的商业战争,更是古典历史条件下的商业战争。

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衰落原因之我见

民主政治在古雅典持续了两百多年 ,历经了发展与辉煌 ,终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走向衰落 ,其中 ,前四世纪雅典经济的低谷俳徊使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遭破坏 ;公民集体意识的丧失动摇了民主政治的思想根基 ;雅典党争和希腊城邦间的争斗则是民主政治的腐蚀剂。

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战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左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天人思想

《左传》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试图从人事本身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体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左传》承认神、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神、自然与人之间的张力关系中主张以人为本;而修氏《伯战史》则否定了神、自然与人事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强调天人相分。两书都从人事本身寻求到了历史变化的最终原因。《左传》认为,历史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民心向背转移的反映。民心,即善是推动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变化是一致的。而修氏《伯战史》则强调人性中的贪欲、权力欲等欲望在历史中的作用,把"恶"作为最终推动人类历史变化的原因。正义等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发展是相背离的。两书以上历史思想及特征,根源于中西古代的思想传统。

战争中的权力与道义——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春秋左传》

《春秋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中西方以战争反映当时社会全貌的两部历史巨著。两部史书均承载了大量的历史内容,并通过战争透视出了中西方不同的战争伦理观、道义观,成为探究中西方权力与道德观念的源头之作。

古希腊世界的崩塌——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古希腊的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古希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内战,不仅摧毁了古希腊地区原本繁盛的经济和发达的文明,更破坏了古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体制和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原始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共存的平衡局面,最终导致了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衰落,古希腊文明逐渐终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修昔底德命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历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缘由之不同解读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十分重要的战争。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记录与分析使之同时吸引了历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人的关注。前者多试图摆脱"修昔底德命题"对思想的束缚,通过对更多战前历史细节的梳理和掌握得出有异于修昔底德的结论;后者则多认可修昔底德的论断,并试图以不同的视角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作进一步发散与升华。之所以出现如此学科上的差异,究其实,是因为历史学者们更多地是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把战争的爆发当作某次蝴蝶效应带来的偶然结果;而国际关系学人则是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当作某种现象产生时近乎必然出现的后果。双方在不同方向上的努力,对于我们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都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城邦间的一场大混战,是古希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占优势的雅典是有可能战胜处于劣势的斯巴达的,但雅典最终败于斯巴达。导致雅典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财政来源的不稳定性造成战时财力不足;内部党争和民主政体的弊端;战略和战术的错误;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盟邦的暴动等。

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海上势力的崛起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期,斯巴达在同盟国的煽动下,被迫出海抑制雅典的海外扩张。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后期,斯巴达当政者在与雅典的多次海上博弈中,已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认识到海洋对城邦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主动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提升自身海上势力的举措。如力争与海上强国结盟、加强对海港的保护以及建立舰队等。最终斯巴达在羊河口海战中一举挫败了在海上称霸几十年的雅典,建立了短暂的海上帝国。

“修昔底德陷阱”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

从2012年到2016年,"修昔底德陷阱"迅速成为中美国际关系领域的高频词汇,中美两国政治家和学者关于该问题的讨论持续发酵。回归该词的出处,其实,"陷阱说"借用的是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看法。修昔底德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归于斯巴达的恐惧。一方面,将不可言说的心理因素当做战争的真实原因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修昔底德将战争原因归因于人性、国性,也是出于寻找历史规律的目的,具有较强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