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法的理性化之路

早期中国神权法演变过程中,存在三个明显的现象:巫与宗族的结合、天命作刑的实践、天赐法典观念的流传。这三个现象先后登场,时有反复,在各有扬弃的基础上开辟了法律世俗化与理性化的进程。早期中国法的理性化论证与道法理论相关,其核心概念是“刑名”。该理论认为,在立法阶段,道可以通过“刑名”的中介衍生出法律。经过法家学者的改造,立法阶段的“刑名”转化为督察臣子言行的“刑名”。随着法家理论在秦国的贯彻扩张,“道”对法的实质影响急剧减少,君主成为立法权的最高享有者与最终依据。汉以后道家黄老思想的复苏、引礼入法及法律儒家化等趋势的出现,正建立在对早期中国法律理性化深层反思的基础之上。

《刑法》第13条新解:范畴提炼及其内在关联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刑法》第13条中提炼出来的最高刑法学范畴,而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则是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二级范畴。于是,应受刑罚处罚性与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便构成了《刑法》第13条中的范畴体系:应受刑罚处罚性统摄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递升关系而非两个标准,故二者不存在对立冲突。刑法谦抑性则对社会危害性和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反转关系。社会危害性虽然具有刑法学基石地位,但其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实质根据;罪刑法定性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形式根据,且节制着社会危害性;刑法谦抑性则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反面延伸。最终,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从正反两个方向共同支撑着应受刑罚处罚性。切中内含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关联来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就是对其进行一番深度评注和教义学展开。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是出于深度领会其内容,以让其更好地指导刑法实践和助益刑事法治。

《行政处罚法》第29条在水行政执法中的应用

随着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行,各地区更进一步整合涉水行政职能,加之水行政执法在进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各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将由一支队伍负责执法,在面对复杂的水事违法行为时该如何从复杂繁多的行政法中选择恰当的法条进行“过罚相当”的处罚,值得深入研究。2021年7月15日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明确了“一事不再罚”,以及罚款“从一重处断”的原则。通过具体案例和假定情景,根据“一事不再罚”和“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如何选择法条处罚进行分析。

论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的适用关系——基于需罚性与刑法补充性的本土模式构建

2020年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在适用上产生了广泛重叠,这些问题有待厘清。将需罚性理论与刑法补充性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刑罚必要性的判断与前置法的作用效果息息相关。保护处分作为前置法规定的处遇制度应当得到优先适用,以最大化地消解罪错未成年人的刑罚必要性,保持刑事司法的最小程度介入。应当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探索保护处分优先适用的本土模式:首先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拓展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继而强化罪错未成年人的转处机制,再逐步提高保护处分的教育矫治功能,最终确立保护处分的优先适用地位,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汉文帝时期赎刑调整

据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汉律可知,汉文帝时期赎刑调整大约发生在文帝十三年至后元元年间,内容主要是律文中的具体赎刑转化为罚金刑,赎刑的适用则被限定在“以赎论”的范围。其原因是汉文帝废肉刑以及保持赎刑体系稳定性的需要,体现了彼时立法者对律文系统性的重视以及立法技术的进步。赎刑调整强化了汉代罚、赎不分的观念,对汉代经学及晋律的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汉律中“以赎论”的适用方式则被唐律所继承。

司法介入足球“黑哨”的刑法分析

“黑哨”的本质是权钱交易 ,符合受贿罪的行为特征 ,理应受到刑事处罚。足球裁判在中国足协这个社会团体工作 ,足球裁判权是合同上的权力 ,不是国家权力 ,这是由奥林匹克运动试图独立于法律的传统与体育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法律的尊重。所以 ,足球裁判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又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因此 ,依我国现行刑法 ,足球裁判不能构成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是刑法的漏洞 ,不能通过法律解释得到解决。及时修正刑法 ,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是当务之急。

犯罪概念及其特征的结构分析

犯罪是事实特征与法律特征的统一,也是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的统一。事实特征或者说内容特征,并不仅限于社会危害性,而是社会危害性这一个质的因素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简称当罚性或应罚性)这一个量的因素的统一。法益侵害与社会危害性具有相通性。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论空白刑法规范与补充规范的冲突与协调

空白刑法规范与补充规范之间存在着刑事责任条款不对应、罪状设置不一致和相同术语的内涵与外延不一致等冲突之处,导致这些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刑法万能主义对立法的残留影响、刑法的明确性不够以及刑法的安定性与其他法律的适时性存在矛盾。在立法上没有协调修改前,基于缓和违法一元论立场坚持有限的刑法独立解释规则是实现两者协调的有效路径,即在坚持刑事责任条款必要规则基础上根据刑法法益保护目的对刑法条文进行实质的限缩性解释。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沉思——兼评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严刑峻法

科技带来快捷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与隐患,科技的"双刃剑"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演绎尤为突出,助推着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并日益挑战民生底限。基于此,刑法在立法、司法乃至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严刑峻法的实证关注和理论热情。但法治毕竟不同于政治,更有别于民意,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理应遵循"秉承谦抑、坚守原则、兼顾例外、行政延伸"的理性进路。

行政法与刑法的界限:从模糊到清晰

行政法与刑法都是权力约束和权利保护的法律部门,但责任追究的方式迥异,有必要明晰两者的界限。无论是立法上还是法律适用中,我国两个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都存在模糊不清之处。这不但会导致不同性质权力相互越界,而且会使违法行为人受到不应有的待遇。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客观原因,也存在主观因素。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行政法与刑法的界限清晰化。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

关于汉代适用刑罚的情况 ,史籍仅有零星的记载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所见则较系统地反映了汉初适用刑罚的若干原则 :以罪刑相应、维护特权为基础 ,实行故意从重、过失从轻、严惩团伙、重判再犯、从严治吏、宽宥老幼、自出减刑、立功赎罪、诬告反坐、故纵同罪、重科不孝等原则。罪刑相应、维护特权的原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可衡量性 ,其中既包含罪刑法定的因素 ,依法律条款定罪 ,注重犯罪动机、犯罪形态及危害结果 ,严格区分已遂与未遂 ;又存在收孥连坐、维护特权的规定 ,表明其罪刑相应只是相对、不彻底的。维护特权主要表现在贵族、官员、有爵者可在一定条件下减。

风险社会下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之完善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迎来了经济、政治、生态、技术、化学等诸多风险,德国学者贝克将这种由科技文明带来的反映现代化的反身性认识的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影响下,食品安全问题也凸显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即发展变化性、经济性、社会性。在此背景下,应当对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范进行反思,在风险社会理念下对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进行合理性完善,如适当增加过失型、不作为型食品安全犯罪类型。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人性分析

刑罚制度之设立既有防恶于前又有惩恶于后的法律功能,而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其设立、实施过程中,人性的痕迹非常深刻,无论从刑罚实施的受体还是立法者的主观导向,都把对人性的打压和保护作为一种平衡手段。从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刑罚对人性的考量是中国古代法律伦理法倾向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文明进步幅度与对人性认识的高低有着较强的关联:先秦时期以摧残人性为刑罚惩戒的基础;在封建法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人性力量之张扬是酷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的重要因子;而其中过于重视人性保护,又使得封建刑罚制度偏离法律建设轨道,在伦理法的道路上而不能自拔。

强制医疗与刑事法体系融合之路径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添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但强制医疗性质归属不明、程序构造不清,导致其与既有刑事法体系难以有效融合,极大影响了强制医疗的贯彻落实。明确强制医疗的保安处分性质,指明其诉讼程序品质,在实体上谨守刑事立法精神,同时借助正当程序加以规制,并完善与普通诉讼程序的转换与衔接设计,是实现强制医疗与刑事法体系整体协调、稳步推进的必由之路。

少年刑法的法理拷问

“少年刑法”是新近时期姚建龙博士提出的法律概念,以区别于成人刑法。透视少年刑法的基础理论,而不涉及它的具体制度设计,认为我们常常误解了理性、误读了少年的人性。

法教义学下“醉驾”定性困境之破解

"醉驾"行为应否一律定罪,成为"醉驾"入刑后自始广受争议的问题。然而,司法实践中具体个案的定性尴尬表明,"醉驾"一律定罪事实上是违反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错误做法。如此错误,缘于过分强调分则个罪条款之适用同时,忽视了总则之地位及其与分则之内在联系,继而使得"醉驾"定性适用法律并不完整。完整的法律适用,需基于法教义学而认清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及其与刑法总则的内在关系,对具体个案予以体系化的法律适用。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牍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汉代的罚金分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像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数字化环境下的著作权刑法保护

数字化环境下,网络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大,网络侵权犯罪问题日益复杂和尖锐,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难度加大。而我国有关侵犯著作权罪之规定却存在着过于概括,与TRIPS协议等国际准则不协调等不足,给司法适用造成困难。我们应当以TRIPS协议为参照系,扩大作品的范围,准确界定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方式,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求,完善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略论国际刑法的间接实施

从实施主体、实施依据和实施内容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国际刑法间接实施的特征和优点 ,指出间接实施模式仍然是实施国际刑法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现存模式。在当今的国际社会 ,不但不能轻视间接实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