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Discriminatory Licensing for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and Antitrust Policymaking

Antitrust examination of discriminatory patent licensing fees imposed by companies who own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SEPs) is a difficult issue in antitrust law enforcement. After studying Huawei's litigation against IDC and China's anti-monopoly investigation of Qualcomm, this paper creates a vertical oligopolistic game theory model to demonstrate that discriminatory licensing fees imposed by firms with patent monopoly will lead to the collection of high licensing fees from downstream low-cost firms, weake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duce their output and market share, impede their follow-up innovations, and generally harm the social welfare. Therefore, charging high discriminatory licensing fees constitutes an act that harms competition and should be prohibited by antitrust law. Antitrust examination of discriminatory licensing fees should make assessment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 FRAND principle. Antitrust examination may adopt a triple-structure method to assess the reasonableness of licensing fees, but antitrust authorities should avoid directly prescribing the level of licensing fees and should safeguard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action mechanisms based on free negotiations among micro-level entities. Antitrust remedie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intervening in the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rather than prescribing the level of licensing fees."

专利非实施主体的价值评判与法律规制——以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为视角

在传统视角下,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主要产生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漏洞,它们通过滥诉和滥用禁令救济等方式攫取了不合理的高额利润,会产生阻碍创新、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等消极效果。但实际上,NPE的产生与网络化开放创新密切相关。NPE是知识产权二级市场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它在许可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专利许可模式由事前许可向事后许可的转变。同时,NPE也反过来促进了网络化开放创新。它可以促进技术流动,降低企业获取技术的搜寻成本,提高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的创新激励。因此,NPE并没有“原罪”,而是一个中性的市场主体。对NPE的规制思路,应当从基于主体身份的规制路径转变为基于滥用行为及其权利源头的规制路径。

论标准必要专利FRAND诉讼中禁诉令的谦抑性

目前禁诉令颁发所采用的“前置化”思维,导致了跨国FRAND诉讼中的禁诉令冲突。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纠纷解决的成本,还损害了国际礼让原则,引发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抗与摩擦。禁诉令自身的制度逻辑决定了其应均衡国际礼让原则维护与限制,兼容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保持足够的谦抑性,回归应对外国法院司法干涉的被动性与补充性地位。在规则上,应基于遵循国际礼让原则,促进FRAND许可交易达成,适应各国创制FRAND政策要求的优势,确立FRAND纠纷专利登记国专属管辖规则。在方法上,应摈弃“颁发前置化”思维以及抽象道德判断,以比例原则建构分析框架,分别对本国诉讼与外国诉讼的重合度、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损害、国际礼让原则的影响进行评估与分析,权衡各方利益,以此作为禁诉令颁发的依据。

技术标准国际化的关键要素——基于全球通信企业的实证分析

技术标准国际化已成为通信企业国际化的重要目标,技术引进、合作研发和专利国际化构成通信企业打通技术标准国际化路径的关键要素。本文运用76家全球通信企业2000—2019年的数据,对技术标准国际化的关键要素展开实证检验。总体回归模型表明,专利国际化能显著推动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影响作用最大,技术引进作用次之,合作研发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从技术来源看,与跨国之间的技术引进和合作研发相比,国内企业之间的技术引进和合作研发更有助于增强企业标准竞争力,说明跨国技术引进和合作研发存在“外来者劣势”特征。从企业类别看,技术领先企业和归属发达国家企业的回归结果表明专利国际化的影响作用最为突出,然而,归属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技术引进方面的作用效应却显著为负,说明对于技术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技术引进不一定是通往标准国际化的一条“捷径”。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选择许可环节的自由

拥有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通常会依据标准组织的专利政策,承诺按照公平、合理和非歧视(FRAND)条件向标准实施者发放专利许可。标准实施者可能是符合该标准的产品零件或组件的供应者,也可能是更大的系统和终端产品的制造商。在收到请求后,专利权人是否有义务向任意环节的标准实施者发放专利许可,是物联网时代的重要问题。在个案中,法院要综合考虑标准组织专利政策的字面含义、标准实施者的现实需求、专利权人的管理成本、相关行业的交易习惯等因素,对专利权人在特定标准组织的专利政策下的许可义务的范围作出合理的解释。原则上,如果标准组织并未明确限定许可层级,专利权人无须承担全面许可义务,可以合理选择许可对象,此所谓专利权人“不告就无须许可”的原则。如果专利权人主动针对上游厂商维权,则会触发许可义务,即有义务向其发出许可。在专利权人独立对外许可不受影响时,作为替代选项的专利池,可以在其与专利权人之间的授权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专利许可的层级。专利权人坚持终端许可的策略,通常不会实质影响上游组件或终端产品的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并无直接干预的必要。上述解释思路能够避免技术标准被专利挟持,同时确保专利权人获得合理回报,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

TOE组态视角下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风险研究

促进技术、专利与标准协同化发展,加强标准必要专利的战略布局与运用是中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现实要求。建立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风险因素组态模型,有利于帮助企业优化标准化战略、规避诉讼风险。选取美国2003—2020年发生的207件标准必要专利诉讼案例作为样本,将TOE理论框架与案例相结合,从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面选取评估指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组态视角研究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风险因素,利用不同因素的条件组合识别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形成路径。研究发现,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风险受专利价值、权利人企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国家环境对权利人友好度的综合影响。对新兴企业而言,规模越小或者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价值越高,诉讼风险越大。非NPE企业的规模越大,或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价值越高且国家环境对权利人越友好,诉讼风险越大。NPE企业即使规模小,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价值相对较低、国家环境对权利人不友好,也存在较高的诉讼风险。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标准必要专利管理建议。

基于标准必要专利的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态势研究

全球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激烈,国际标准组织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标准化,发布了多项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同时有多项标准在制定之中。本文通过构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数据集,采用计量法和语义分析法对其宏观态势、主要专利权人、技术领域、技术热点、市场覆盖率、技术相关性进行分析,明晰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发展现状差异,了解我国与国内研发企业面临的竞争态势,为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提供参考,助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标准必要专利和标准的布局。

知识产权国际平行诉讼禁诉令的适用:理念与方略

禁诉令在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频频出现,催生了全球禁诉令大战。禁诉令制度与涉外司法中管辖权的争夺是相伴相生的,客观上对于恰当解决国际平行诉讼冲突,维护司法主权,以及作为体现一定导向性的公共政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当前立法缺乏关于禁诉令的直接规定,法院在数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能动地扩张解释和适用行为保全规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面临着质疑。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未来我国法院在涉及禁诉令的案件时,应从诉源治理的理念出发,树立慎用的态度,严格审查路径、限定适用范围,充分尊重国际礼让原则,充分发挥我国司法制度中重视调解的特色和优势,为禁诉令国际难题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国际技术标准形成机制研究:华为Polar码案例分析

国际技术标准对于市场竞争规则制定至关重要。基于3GPP RAN1会议标准提案数据,对华为公司Polar码国际标准形成过程进行案例分析。结果发现:(1) Polar码专利通过“技术优化—地域扩散”组合方式布局;(2)Polar码技术标准遵循“需求导向—集成创新—增益观察—闭环反馈”的持续性循环演化规律;(3)Polar码技术标准与专利具有相互促进的协同性。从微观视角揭示华为公司将理论转化为国际技术标准的过程,对于促进我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推进国际技术标准与专利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标准制定全过程的专利布局策略研究

[目的]技术标准制定和专利申请的周期长、过程复杂,专利标准化路径尚不明晰,探究完善技术标准化的专利布局策略,培育潜在标准必要专利,为专利权人争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方法]本文沿着“技术标准化、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三位一体的转化思路,以技术标准制定全过程为主线,提出多个专利布局策略和方法。在标准筹备阶段围绕技术点布局、技术点保护策略布局、专利申请策略布局;在标准制定阶段的初期围绕申请策略调整、补充专利申请;在制定过程和标准确定后以提升专利权利要求和标准对应性布局为主,具体策略包括专利分案和专利修改;在标准确定后和标准实施之后制定和实施全球专利地域布局策略,从而及时和全面地完成专利布局和申请,防止专利申请与技术标准不对应,及自有技术被竞争对手抢先申请等无法挽救的后果。[结论]本文通过梳理技术标准制定全过程专利布局的各个环节,使专利布局、申请到确权的多个环节和标准制定全流程有效结合,提升标准必要专利培育效率。

标准必要专利的反垄断分析与对策研究

相比一般专利权人,标准必要专利(SEP)权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更为显著。目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随着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强国建设议程的不断推进,由SEP引发的一系列反垄断纠纷将会变得更为普遍。本文认为,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中国亟须借鉴和总结国内外SEP反垄断纠纷的实践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推动市场竞争与经济发展的稳步运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和法律制度。

基于标准必要专利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研究

标准必要专利中蕴含着丰富的专利信息和技术信息,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人工智能是重要的科技前沿领域之一,对人工智能领域标准必要专利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帮助认清本国发展短板,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竞争策略。本文以智慧芽数据库中的标准必要专利作为数据来源,从国家—企业—技术三个层面分析了人工智能领域标准必要专利的分布特征。结果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重要的创新中心和技术市场,部分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仍与美国有较大差距;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主要集中在与移动通信技术有关的基础层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主要由大型跨国通信公司掌握,相关互联网企业和新兴科技企业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较少。论文进一步提出了密切关注国际标准化工作进展,积极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进程,鼓励互联网企业和新兴科技企业参与标准化制定,重视基础层和技术层研发等建议。

加强军用标准必要专利管理的思考建议

军用标准必要专利是指为实施某一军用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加强其管理是全面推进军用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一环。本文首先分析阐述了加强标准必要专利管理对军用标准化工作的意义,然后围绕国防安全、军用标准发展趋势、管理现状等方面分析了加强管理的紧迫性,最后从制度机制、力量体系、研究能力三个维度提出加强军用标准必要专利管理的具体建议。

标准化背景下专利制度的政策平衡——以美欧英SEP政策为切入

SEP政策规则的设定深刻影响各国在物联网、5G等产业领域中的竞争。本文系统梳理总结了美、欧、英SEP最新政策的特点与趋势,为政府如何通过合理设定SEP政策来实现标准化背景下专利制度的平衡提供新思路。欧盟引入SEP强规管机制以推进统一协调的SEP治理规则,美国SEP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提升其前沿技术创新能力与标准领导能力。英国着力通过SEP政策构建一个平衡的SEP许可生态。虽然美国、欧盟与英国SEP政策所蕴含的战略目标各不相同,但总体趋势是增强SEP透明度,提升FRAND争端解决效率。

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跨领域许可FRAND义务研究

在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跨领域许可的进程中,通信产业与标准产品产业就供应链上的许可模式存在分歧。回溯分歧的发生背景和诉讼呈现可知,该分歧的实质为FRAND义务分歧,且应被锚定为终端级自由许可和组件级优先许可两种模式的争议。经总体检视,终端级许可将引致上游供应商实施行为法律确定性缺失、高交易成本困境与专利劫持的潜在风险,组件级许可则具有提升许可效率和抑制专利劫持的合理性,然而组件级优先许可义务的设定不符合比例原则。SEP持有人在有权自由选择许可层级的基础上,应充分履行包含FRAND谈判义务与SEP开放义务的FRAND义务,以消除前述风险。SEP持有人违反FRAND谈判义务的,将受SEP侵权不停止规则的规制,SEP开放义务则依托利益第三人条款的明确约定或合同解释得到履行。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失灵的司法干预——反垄断规制理论修正与合同解释规则重构

当前法院在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时所采用的诚信谈判框架,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其虽然有助于具体案件中的过错认定与司法裁决,但却不当扭曲了标准许可市场内的组织选择,可能招致许可合同司法定价和标准实施不当拖延等损害。事实上,单独的许可费争议在专利法或者合同法上不具有可诉性,而反垄断之诉也不会导致法院直接裁定许可费的结果。鉴于标准必要专利密集的技术领域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市场失灵,法院援用反垄断法微观调控具体的许可条款不具正当性,应以竞争损害为反垄断诉讼的看门要件,限缩反垄断法适用空间。最后,法院应发展一套高效的FRAND合同解释理论,来遏制那些星散的专利权人事后机会性的劫持行为。明确FRAND承诺产生利第三人合同的法律后果,并引入专利权人违约和受益第三人承诺权利消灭机制,将有效抵偿专利排他权减弱导致的高交易成本,促使谈判双方由目前诚信地参与谈判迈向实质性地达成许可合同,重拾标准实施的时间效益。

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管辖权争议解决对策研究

标准必要专利对一国产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部分国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积极裁决全球费率,呈现标准必要专利管辖权扩张趋势。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过程中,由一国法院裁判全球许可费率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在2020年8月英国最高法院对“无线星球诉华为”“Conversant诉华为和中兴专利纠纷”案中,英国法院开启了主动裁决全球SEP许可费率的国际先例,引起了美国、中国等国家陆续加入裁决SEP全球许可费率的行列。SEP许可费率管辖权争夺加剧,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国际私法秩序的失序与混乱。因此,探索设立具有非政府组织特征的国际调解院,通过统一裁决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来解决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问题。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标准必要专利分析

针对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国家标准的标准必要专利,首先对无线充电标准必要专利声明进行梳理,然后对标准必要专利声明的重点企业WiTricity公司进行专利战略和专利布局分析,最后结合声明涉及的异物检测、谐振补偿及调谐控制标准,对声明专利进行标准必要性分析,明确企业所声明的标准必要专利是否实际上构成实施标准所必要的专利。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的“劫持”“反劫持”消解机制研究

“劫持”“反劫持”因权利人或实施者在SEP许可谈判中不当利用制度、实施策略性市场行为而引发。消解“劫持”“反劫持”,需澄清的关键法律问题之一是:界定妥当的SEP许可谈判流程,明确它与禁令的关系。FRAND机制要求交易双方遵循诚信原则,专利法应将禁令作为杠杆,对未妥当谈判的一方作不利判断,以促进、维护许可谈判。权衡妥当性不存在绝对标准、不应采取强行法模式,建议分别从谈判开始阶段、谈判进行阶段、谈判僵局阶段出发,提供一套相对清晰、细致的谈判流程指引,有效减少“劫持”“反劫持”。

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禁诉令的适用

在全球通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本国法院的判决经常具有国际影响力,在判决涉及专利全球许可费率时尤其如此。当事人因此有了争夺有利法院进行诉讼的强烈动机。禁诉令是诉讼管辖权争夺战中的重要制度工具。现有法律已经为中国法院颁发禁诉令提供宏观依据,但在微观层面,禁诉令制度还有很大的细化和改进空间。中国法院应采取“谨慎但针锋相对”的禁诉策略,即在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之前,原则上容忍国际重叠诉讼,只有重叠诉讼可能过度损害本国诉讼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实质损害中国的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目标时,法院才颁发禁诉令或禁执令;当外国法院的禁诉令威胁到中国法院的管辖权时,中国法院可以对等颁发反禁诉令。鉴于中国市场本身的全球地位,采用这一禁诉策略,中国法院能够捍卫司法权威,维护市场主体对司法系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