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北宋前期政治进程中的“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既往研究多将“无为”视作学派属性和内涵外延皆清晰固定的概念,实际上其在北宋前期既可指涉不同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理想,又是用以建构君臣关系的思想基础,含义言人人殊。在《论语》“为政以德”章传统注疏启示下,太宗君臣整合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修德”,为北伐失利后的弭兵政策提供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在邢昺《论语疏》中得到强化,但也受到儒生孙何的反驳。伴随真宗朝政治重心转向内政,以田锡和夏竦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借“无为”建构理想君臣关系,虽遭到真宗抵制,却成为此后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声浪兴起的仁宗时期,孙复、胡瑗、欧阳修、刘敞通过重释“无为”和《论语》“三年无改”章,推动“有为”升格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产生广泛影响,预示着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萧梁中前期的“学谢”之风及其文本样态

在萧梁中前期,晋宋体渐有复兴之势,效仿晋宋体代表作家谢灵运成为创作潮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所爱赏的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和在建康文士群中有一定地位的何逊等人均有“学谢”之作。然这些作品在抒情特点、语言风格、结构层次等方面和谢灵运之作有所不同。谢诗在梁代中前期被推崇和学习,与当时文学主流审美中崇尚典丽雍容、爱好秀句等倾向密切相关。然而自宋齐以来形成的重视抒情之风、新体诗流畅浅丽的语言风格、梁代之后对文本结构清晰的重视,又使得梁初文士的创作没有对谢灵运的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复合的文学审美最终造就了具有多个时代印记的文本样态。

国防视角下北宋前期陕西路生产条件及产业结构考察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防重要性,陕西地区经济状况在北宋有着鲜明特色和独特地位。宋代经济高度发展和外患频仍既刺激着陕西经济的运行,也从负面产生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宋夏战争爆发之前,北宋前三朝的陕西经济相对处于一个平稳阶段。宋廷先后发展陕西的农业生产、政府主导下的商品专卖以及临时的粮草籴买等经营手段,为宋代后来的战时经济政策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陕西经济牢牢围绕国防进行建设,在当时的北宋版图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

北宋前期太常寺与太常礼院的政务关系及运作方式研究

北宋前期的太常寺与太常礼院并非严格意义上“事不相兼”,寺与礼院官共议礼制,二司常由同一官员兼掌,朝廷在计算太常寺员额时亦会将礼院官纳入其中。在官员兼职与官署分隔两地的背景下,为保证礼仪公务中“常行熟事”的运行效率,太常礼院官提前在状纸上列署众衔并加盖官印,由太常寺官在空白印状上书填具体处理意见。这一“礼院故事”在减化公务运行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将礼院官手中的权力转移到判寺官手中,为后者的擅权创造了条件。在制定温成皇后丧礼仪制的过程中,得到仁宗授意的判太常寺王洙借此实现“钩摭非礼”。

北宋前期熙河蕃部地缘关系考

宋初熙河蕃部众多,部族强盛,初受凉州六谷联盟指挥,在疏通贡宋道路,抗击夏州党项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熙河蕃部被夏州党项分化后,六谷联盟遭受重创,最终走向覆灭。失去依靠的熙河蕃部,转而依附于河湟宗哥联盟,继续充当宗哥联盟贡宋抗夏的中坚力量和主要媒介。宗哥联盟崛起后,为谋求更大权益,公然对宋开战,最终遭遇惨败,作为急先锋的熙河蕃部,在此役中遭受重创,转而依附于瞎毡政权,恢复贡宋抗夏的政策。熙河蕃部在宋初虽有反覆,但总体来说,贡宋抗夏是主流政策,这对宋初边防稳定的维持,丝路中继贸易的开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典礼与政治:宋初“守内虚外”国策与典礼赋创作之关系述论

明道二年仁宗亲政前的典礼赋创作切实地反映了宋初“守内虚外”国策的发展与定型,这主要表现在三大历史语境之中:发轫期是太宗朝的北鄙战事与“封禅之议”,鼎盛期是真宗朝的“澶渊之盟”与“东封西祀”,蜕变期是仁宗朝前期的依赖和议与朝贡理想。揭橥“守内虚外”国策与典礼赋创作旨趣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拓展宋赋研究的新视角。

从两宋园林的变化看南宋园林艺术特征

论述了两宋园林审美从大尺度到精致化、从理想化到残缺美、从平远到深远之嬗变,相对于北宋,认为南宋园林多了几分雅俗共赏、闲适优雅的生活情趣,适应于江南的自然环境,山石经营"叠置有峰",园林理水变化多端;园林建筑纤巧多变,群体组合错落致密;园林栽培技术成熟,花木繁盛,突出了植物在题名点景方面的文化意蕴。总结出南宋园林逐渐远离了"平远、壮美、雄浑"的境界,日益"诗化、画化、精致化",显现出"巧趣柔美、清雅俊逸、精深幽邃、幻化多致"的写意特征。

北宋初汉族男性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品级朝官、在野隐士及平民等汉族男性所着服饰及其特征进行研究,此时男性服饰所呈现出几种不同之"变"的形态在动乱结束后长期并存,并在服饰历史发展中均发挥着不同效应的影响作用,以此力求反映和折射出当时不同阶层的审美趋向、精神文化追求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即无论是品级朝官与在野隐士所着渐儒趋雅风格的服饰,还是平民所着便捷实用的服饰,均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时世人的一种复古心态,反映出北宋初期男性服饰风格发生变革的轨迹。

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妇女服饰样式、着装方式及装扮习俗的研究,从服饰制度的沿袭、阶层文化基调的变革、款式审美的变迁等方面分析了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和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变迁。从衣服样式上看,北宋初的上层女子服装愈加艳丽与奢华,更大幅度地趋于装饰和宽博,是当时世人复古心态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内心对本土文化回归的渴望。从着装方式上看,以内衣外穿为主要特点的新衣式在北宋初得以普及,为后世妇女着装起到了很好的典范和借鉴作用。北宋初"胡风渐退,汉风复兴"的妇女服饰风貌变化是当时社会动荡和民族本位思想影响的结果。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音乐的意义建构:以近现代体育歌曲为分析案例

体育歌曲如同体育运动一样,参与社会文化构建,它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大众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形成一定的价值观。不同时期的体育歌曲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意蕴。清末民初时期的体育歌曲表面看是一种践行操练身体的尚武之道,其实质则寄寓着一种爱国意识与精神内涵;五四运动时期的体育歌曲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精英们的意愿,同样也表达出一种为中华崛起而努力的价值观追求。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北宋后期吐蕃内附族帐考

北宋后期,在政府大力招抚的民族政策影响下,河湟陇右地区诸多吐蕃部族相继内附而变为熟户,纳入北宋王朝统治之下。还有一部分吐蕃部落族帐受抚绥优待政策之感化,自愿归顺北宋,接受其统治。吐蕃部落族帐的内附,促进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西北边疆的开发,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

唐贞观九年设置的乡长、乡佐,贞观十五年就废罢了。但乡仍是县以下的一级区划,其功能即是通过"里正"来体现。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的职责范围不断缩小,不仅治安事务由耆长来负责,财税方面的事务虽然和唐代大体一致,但也增配了户长和乡书手来共同完成。在北宋前期里正的职责经历了一个转移的过程,由最初在乡村承担催税和圈派差役等事务,转而被派往州县承担衙前,直到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

北宋前中期吐蕃内附族账考

北宋前中期,受政府大力招抚政策之影响,河湟陇右地区许多吐蕃部落族帐相继自愿内附于宋而成为熟户,接受其统治。吐蕃内附后,得到了北宋政府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优待,促进了藏汉民族交往和西北边疆的开发。

北宋元祐后期政局探析——以刘挚事迹为中心

北宋元祐五年,刘挚被太皇太后高氏任命为宰相。任相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巩固权位,清算异己,最终却在政争中以惨败收场。透过刘挚的进退沉浮,可以看出,元祐后期旧法派内部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力量对比日渐朝着有利于新法派的方向演进,高氏苦心经营的"更化"路线已难以维持,中枢政局的剧变正悄然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