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7首

今从总集、别集、诗话、曲本、地方志、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7首,既有《嘉道卷》已收作者的佚作,也有《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及词作,涉及归懋仪、改琦、黄安涛、马锦、周叙、黄本敏、黄浚、麟桂、吴镐等29位作者。凡新增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论乾嘉时期安徽篆书发展盛况及篆书品评观——兼谈对当代篆书创作的启示

乾嘉时期安徽篆书达到空前的繁荣,以皖南地区为最,在书家、书作、书论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一个以学者、书家等士人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推动篆书创作、品评、审美的学术氛围,进而形成了“治经以识字始,作篆本于六书”和“以秦汉为师,以质厚为本”的书学品评观。在这种评论的导向下不仅孕育出了统领一代风气的篆书大家邓石如,而且使人们对篆书关注、研究和实践热忱持久不衰,影响了一批书家,形成了地域性的群体效应。这也为当代的篆书创作实践提供一点借鉴和启迪。

清中叶广西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

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乾隆时期,地方社会职役以保甲系统为多。嘉庆朝,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占据绝对多数,新增地保、乡保,表明地方、乡约、保正(保长)三者之间在融合,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刑科题本揭示了民间投保、职役报案的过程,可见职役平时处理当地的经济纠纷、盗窃案件。《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碑刻资料还有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性的记载。

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绍攽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转变。

地域美术历史情境重建和方法问题——《青萍之末》读后兼论新时代中国美术史研究

《青萍之末》基于晚清广州书画名流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勾连嘉道年间岭南的文人生活和艺术世界。李若晴从重建历史场景、活化历史人物、细节再现生活三个层次重建历史情境,将琐屑的“日记”转换成活的历史,并喻示近代中国大变局。但著作也存在对谢兰生的历史定位和客观评价不够,对谢的诗文画作缺乏定量的统计和研究,对征引画作缺乏分析阐释,缺少批判意识,未能形成变局观念,以及由史料研究难企史学高度等方面的不足。

乾嘉时期宗学招生制度探析

清朝廷为教育宗室子弟设立了宗学,有关宗学招生人数、学生来源的规定在乾嘉时期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定制。此前的雍正朝在招生时原则上对王公、将军和闲散宗室子弟是一视同仁的。但随着朝廷开始对学额有所限制,乾隆朝招生逐渐向上层王公子弟倾斜,旨在通过宗学提升王公子弟的清语骑射水平。嘉庆朝招生则向下层闲散宗室倾斜,更侧重借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下层宗室子弟。乾嘉两朝宗学招生制度的变化实际上是统治者调和满汉文化的过程,其结果是满洲文化逐渐式微,“崇儒重道”理念更加深入地在统治阶层中渗透。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

本文认为清代中叶以前,汉文明与苗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内两支内涵不同的亚文明。18世纪雍乾、乾嘉苗民起义主要不是如以往研究所说的那样是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斗争,而是对中央专制王朝以“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为手段进行汉文明强烈传播和文明整合所作的拒斥性的回应。

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

拓新·杂糅·渗透——关于嘉、道时期章回小说类型问题的思考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不少章回小说都存在着或归类混杂或难以用传统小说类型来框定的现象,究其原因,既是由此期小说题材内容的拓新、不同小说类型的杂糅引起的,也是由章回小说与其它文体的沟通、渗透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从中也可看出此期作家力图突破既定审美规范和企望改良传统章回模式的革新精神。这也决定了此期的小说类型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

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

包世臣是嘉道年间学风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他的经世思想形成早。早在1800年前后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即已形成并趋于成熟,其标志是1801年他《说储》上下二篇的成书。这至少要早于龚自珍和魏源的经世思想的形成20年左右。第二,是他的经世思想具有代表性。就包世臣的经世思想来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二是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这两个特征也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显著标志。第三,是他的经世思想影响较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影响:一是入幕;二是交友;三是著述。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继承了“清初诸老”的“实用之学”。所谓“启下”,是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之学”。

论乾嘉学人诗——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乾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表达方式

乾嘉时期学者对"经世致用"的诉求依然强烈,只是迫于当时的文化高压,采取了迂回曲折方式,进行了别样表达:以积极的姿态,寻找出当时最可行、合"法"的"考据"治学方式;循着稽古—通经—明道—救世的治学路径,探寻经典本义,实现其学术"经世"的终极目的;通过对"汉学"旗帜的高扬和对"宗""源"的强调,迂回表达出他们对清庭"非正统"统治的不满和揶揄,折射出意识形态上的抗争。

乾嘉时期新疆舆地学著述研究初探

清朝乾嘉时期,是新疆地方志发展的高峰。《内府舆图》《西域图志》等官修和《西域闻见录》《西陲要略》等私人纂修志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时期舆地学的发展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在新疆地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为道光、咸丰时期史地学的繁荣积累了知识基础,而且为以后的新疆研究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清嘉道时期的吏治危机

清嘉道时期的吏治出现了全面危机。以欺蒙、庇护、拖沓、推诿和旷职为主要内容的官场病态,形成对皇权的消极对抗;官场唯利是图,道德衰微;司法腐败;官场人才衰落,奴才庸才当道。清政府失去了对国家的有效控制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嘉道时期的吏治危机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以及为其服务的封建道德礼教共同结下的恶果。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可以坚定中国必须走理性的民主法治之路的信念。

清嘉道年间河南黄河水患的社会成因

清嘉道年间,河南黄河淤积非常严重,决溢漫流频繁发生。究其原因,既有自然条件的影响,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而后者对河南黄河水患的频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主导性作用。考察这一时期河南黄河水患的社会成因,为我们拓展黄河史及嘉道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

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

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祁韵士历来被视为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其生平著述多为人知。本文旨在分析祁韵士在学术史中意义,认为祁韵士较前人更充分地融会了此前有关西北研究的资料,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祁韵士有关著作反映着当时学术风气与治学特点,也预示着西北史地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在道光年间被发掘的史实,显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由起始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嘉道时期滇铜供应问题探析——兼论嘉道时期云南铜矿之衰落

笔者依据现存的嘉庆、道光时期的档案材料分析了这一时期滇铜供应问题,即供应不足和成色低潮,而后者较前者问题更为严重。清廷采取了诸多调剂措施,使得供应数量基本得到了保证,但对于成色低潮问题,始终未能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嘉庆、道光年间云南铜矿呈渐衰之势,自然因素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但其背后官发铜本与产铜成本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及铜务弊端亦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