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中国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台独史观”在“民族叙事”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将中国台湾历史歪曲为所谓“中国人”对“中国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而在“台独史观”对明郑中国台湾史的论述中,该主题则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弱化再到强化的过程。从早期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污蔑为与荷兰、日本一样的“外来殖民政权”,到民进党初次执政时期转而鼓吹明郑政权在中国台湾“独立建国”的“东宁建国论”,再到如今大肆攻击郑成功和汉族移民“压迫屠杀中国台湾‘原住民’”的“原民史观”——这种转变,揭示了“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本质,就是“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只是迫于中国台湾人民的强烈中国认同,才一度对其进行弱化。如今,随着“台独”势力的得势和“台独”思想在中国台湾民众中的传播,“台独史观”也逐步撕去其伪装,开始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迈进。我们必须对“台独史观”的这一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明郑时期台湾的教育与科举

明郑政权存在了20余年时间,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郑成功、郑经父子及其后裔,在移植并推行大陆封建生产方式的同时,还兴学校、开科举,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改善了台湾的社会环境。

转换、异位与分歧:明郑知识分子的海岛迁徙经历及其认知

17世纪50年代后,随着清军的南下,郑成功控制下的金门、厦门等海岛逐渐成为明朝文人遗臣的避难聚集之所。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不少人又随之东渡。在这一系列迁徙海岛的过程中,明郑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亲历者到旁观者再到亲历者的身份转换,自身与家、国之间的异位也随之凸显。而该群体内部对于相关迁徙活动所抱持的认知,亦呈现出明显分歧。这种历史足迹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变局冲击下,知识分子被迫四处漂泊,始终无力改变个人和国家命运的痛苦与迷茫。

边贡文学地位辨析及其诗歌特征简论

明代"弘正四杰"中,对边贡与徐祯卿地位的高低,颇存争议,但边贡律诗尤其是五言诗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实无愧于其他三家。边贡五律,呈现出飘逸俊秀、平淡和粹、感情真挚深婉的风格特征;其怀古七律精深沉稳,意蕴深含,于沉稳处见流利。不足之处则是"气格少让"、"边幅较狭"。

误读与漠视——《延平二王遗集》中“元之”考辨

《延平二王遗集》自发现以来即受到士林的珍视,关于作者之一的郑经从未被怀疑过。直到1994年朱鸿林在证明《东壁楼集》为郑经所作时,才认为"元之"名下十二首诗非郑经所作。自此之后,二十余年来除了黄腾德简单论述了一下该问题,学界对此多持漠视态度,"元之"究竟为谁至今没有定论。实际上,郑经字或号"元之"的说法经不起严谨的考证,"贤之"才是其真实字号。结合《延平二王遗集》诗中提供的历史信息考察,可知诗中所云"寡人"应该是明郑政权的精神象征宁靖王朱术桂。并且宁靖王朱术桂的生平经历与《延平二王遗集》诗中叙述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正相吻合。

黄虞稷与藏书家交游考述——兼论明清之际古籍保存与学风

明清之际,典籍日就澌灭,诚乃"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清朝定鼎不久,文教大兴,与以黄虞稷为代表之众多江南藏书家彼此频繁往还,艰辛地聚书、刻书以保存图籍、播衍学术、陶铸学风,从而使传统文脉绵延不绝关系甚密。

台湾郑氏政权与清朝政府统一台湾

17世纪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当时,清政府已经建立了大陆的统一政权。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一带组织抗清复明斗争,未能取得胜利,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立足之地,转而收复台湾却取得了成功,但郑成功始终以明朝孤臣自居。其子郑经主政后期,开始图谋偏安割据,终被清政府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