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思想禁锢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打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革命胆略,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与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路径,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纪检监察制度的历史演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纪检监察制度的奠基时期,历经初创、适应性调整和党政并轨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纪检监察制度以党章、决定等规范性文本为依托,反映出纪检监察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为研究该时期纪检监察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党的纪检监察制度是在吸收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实践的教训和革命形势的实际而逐步探索建立起来的。其制度形态的转变折射出了党在共产国际指导权与自主权之间寻求平衡的方式,以及纪检监察制度服务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心工作的核心逻辑。

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意蕴、方法及其当代启示——以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心

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开展农村调查研究的主要时期。他的农村调查研究,是在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农民组织性需要加强、中国革命道路面临选择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农村调查研究中他坚持群众路线,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找到了革命可以依靠的坚实力量,正确处理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阶级路线问题。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方法系统、科学,既有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两种基本方法,也有躬身实践法、座谈会调查法和数量分析法三种具体方法。新时代,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有助于党员干部和调研工作者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进调查方法,促进决策与调查研究结果的高度耦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基层实践及成效:以陕甘地区为核心的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逐步深入农村,在农民中构建自身政党形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为了纠正人民群众对党的认知偏差、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形象塑造工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满足群众发展需求等举措,成功塑造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实践,发展壮大了党的自身力量,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增强了党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形象塑造工作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服饰及其价值谱系

红军服饰作为革命文物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其历史沿革记录着人民军队苦难辉煌的建军之路。基于红色文物、口述史及文献的角度,追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服饰的质料、款式、色彩、装饰,分析其形制特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经历了从有什么穿什么到换装制式服饰的过程,红军制式服饰诞生前以红领巾和红袖章寓意红色的队伍,制式的红军服饰以红五角星和红领章为最显著标志。红军服饰筹措渠道多元化,从而造成款式、面料、色彩上的多样性,难以做到服饰形制上完全统一。苏区物质供应困难,粗布中山装、红领章、红五星、八角帽、绑腿、草布鞋、斗笠、牛皮带构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形象的时代痕迹,其展现了红军官兵艰苦奋斗、同甘共苦的精神风貌。严谨地还原红军制式服饰装备和人民军队初创时的服饰审美,规避文化宣传中对其形制的误导。从服饰象征意义出发,分析红军服饰延展的内涵价值,建构人民军队军服的红色价值谱系,弘扬红色革命文化。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政府预决算制度新论——基于预决算偏离度的视角

中央苏区早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和各级红军皆无财政收支计划,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土豪。1930年,中央苏区开始出台预决算制度,下级政府编制预决算,上级政府审核预决算,中共试图通过行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预算和决算的制定在理论上可做到收支相抵,但在实践中,随着反“围剿”战争的深入和政府行政人员的增加,军费支出和行政经费支出越来越大,预算和决算的偏离差问题越来越凸显。有些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开始截留经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库、支库和分库建立后,中央政府冀图通过行政系统和财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为避免预决算偏离度过大,中央政府压缩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杜绝基层政府截留财政收入。建立预决算制度,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财政开支有章可循,抑制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浪费,保障红军的军费和政府的行政经费供给。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河南党组织经费问题探析

经费匮乏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革命事业发展。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河南党组织为摆脱困境,转变观念,积极探索,规范党费征收,因地制宜推进,采取多种措施以缓解经费压力。中共河南党组织在经费问题上观念的转变和改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早期党组织在摸索中走向成熟的过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进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组织史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于1927年、1930年在华南两度设立派出机构——南方局。两个南方局尽管存续时间较短,却对华南白区党组织的领导、交通网的铺设与武装暴动政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将战略重心置于南方中心城市的重要体现。从组织史视域梳理考察南方局的设废过程、运作实态、组织作用,或可为重新理解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组织建设提供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土地革命时期马列书刊在国统区的发行传播研究(1927—1934)

马列书刊的发行传播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方式,土地革命时期,马列书刊不仅在苏区蓬勃发展,也在国统区“逆流而上”。究其原因,从背景上看,党的宣传工作的恢复调整、土地革命的形势变化、解决“国困民危”的思想论战、国民党信息统制的反作用使马列书刊的发行传播成为可能;从方式上看,多样灵活的掩护手段、多元丰富的发行流通组织、多种形式的流通路径以及对出版商逐利投机心理的利用让马列书刊更好地在国统区发行传播;从内容上看,阐释经典理论、指导革命实践、鼓动号召群众组成马列书刊的主要内容体系。重返历史现场,马列书刊在国统区的传播犹如一盏黑夜里的明灯,微观上促使进步群众思想发生转变,中观上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发展,宏观上为革命的开展积蓄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以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为基底,分析其得以产生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探赜其在解决党的政策制定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方面的核心内涵,可以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问题导向的价值立场、走好拜人民为师的群众路线、纠偏调查研究中的各种错误倾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地方党组织提升政治领导力的实践探索

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强党的力量密码,是确保党的领导始终坚强有力的核心要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地方党组织通过夺取革命的政治领导权、形成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建立科学的政治领导制度、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水平、增强领导干部的政治执行力等具体实践提升政治领导力,为闽西“二十年红旗不倒”打下了坚实的领导力基础,亦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继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了历史镜鉴。

论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地区的兵运工作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地区中共党组织为快速瓦解国民党军队和壮大革命力量,大力开展兵运工作。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总结归纳法,对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共兵运工作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地区开展的兵运工作虽受兵运人才匮乏、国民党防御严密及“要兵不要官”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其仍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军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别山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民歌的特征

在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苏区产生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民歌。这些革命民歌在表现内容、题材、创作手法以及曲调形式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号召性。艺术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光辉历程,鼓舞和激励了广大人民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斗争的热潮中,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战鼓和号角的作用,也为后来革命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探析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农民的革命心态

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然当革命还是遥望海中只能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时,其革命心态却是颇为复杂的。传统心理的沉淀、安全感的渴求、中共某些错误政策的影响、国民党的造谣、中伤以及认同革命所需时间过渡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农民产生了对革命的畏惧、参加革命时的从众与游移、革命需求的保守和低调等多元心理。分析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心态,一方面,可以看出贫穷与革命并不是简单的逻辑必然,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探索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农村调查,在初步了解农村阶级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土地的没收与分配的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然后又通过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制订《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在不断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关于土地革命实践与理论的总结,虽然并不完善,却为中国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战周年纪念论略

从抗战全面爆发一周年的1938年7月起,至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进行了12次抗战周年纪念。尽管12年间纪念的事件只有一个,但面对的却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迅速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紧密结合斗争实际,使每次纪念活动都能促进当时斗争的发展,推动中国革命的不断前进。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特质。

土地革命时期湖北苏区防疫减灾事业述论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湖北建立了广大的苏区,为了保护军民健康、保障部队战斗力、改善民众生活状况,各苏区努力开展防疫减灾事业,建设红军医院、救治军民、普及防疫减灾知识,此举有效治疗了军民的伤病,提高了民众的防疫减灾意识、保障了苏区的巩固发展。

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的回望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如何看待苏维埃革命,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通常历史书写都会说,由于吸取了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教训,抗战时期各方面工作有了长足进展,总结苏维埃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抗战时期中共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这样的说法的确有充足的事实根据。然而,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中共党人的认知却并不一定如此,许多人对苏维埃时期更多抱怀念、同情和尊重态度,对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揭开和反省,主要是因于毛泽东的坚持而完成的。苏维埃时期的历史运行状态、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苏维埃革命的认知以及今人对这种认知的认知,难免存在种种错位现象,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复杂之处。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信念观探析——重温《井冈山的斗争》与《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期间党与红军内部出现了"右"倾悲观思潮,并几度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给予了科学回答,形成了毛泽东信念观:坚定信念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坚信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与发展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坚信星火必燎原,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信念观的形成是大革命失败后时局变化的产物,是实行正确政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