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思想禁锢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打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革命胆略,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与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路径,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纪检监察制度的历史演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纪检监察制度的奠基时期,历经初创、适应性调整和党政并轨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纪检监察制度以党章、决定等规范性文本为依托,反映出纪检监察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为研究该时期纪检监察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党的纪检监察制度是在吸收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实践的教训和革命形势的实际而逐步探索建立起来的。其制度形态的转变折射出了党在共产国际指导权与自主权之间寻求平衡的方式,以及纪检监察制度服务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心工作的核心逻辑。

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基层实践及成效:以陕甘地区为核心的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逐步深入农村,在农民中构建自身政党形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为了纠正人民群众对党的认知偏差、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形象塑造工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满足群众发展需求等举措,成功塑造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实践,发展壮大了党的自身力量,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增强了党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形象塑造工作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团关系研究——以青年团在军队内组织形态为线索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和红四军九大决议案中关于红军内是否应设团小组的不同意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军队内团的组织形态的认识分歧。大革命失败后,在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观念的影响下,青年团从最初得以在军队内设置单独支部,到最后被取消独立的组织系统,在党的系统之下开展青年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团的组织规模对比变化、干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游击战争的复杂环境,尤其是青年团对“工作青年化”的转型方向和青年利益存在的认识误区等都对这一时期的党团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为当前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青年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论抗战时期桂林版画的时代特征——革命性与战斗性

抗战时期,桂林作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聚集了来自全国的各类美术工作者近三百人,其中知名木刻家就多达数十位,这些木刻家在救亡运动中,动员抗战、鼓舞抗战斗志,宣传抗战必胜信念,转变成了革命的艺术家,他们创作了许多极富战斗性的木刻艺术作品,发挥了艺术表现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的功能,从而使桂林抗战版画呈现出了鲜明的富于时代气息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个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组织沿革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强化长江流域组织领导工作,于1927年、1930年先后在武汉设立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两个长江局历时短暂,其工作重心、职权范围、组织架构、历史地位不同,但均对长江流域中共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的设立与裁撤,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同阶段的革命路线与组织策略,以及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组织特征与内在理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组织史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于1927年、1930年在华南两度设立派出机构——南方局。两个南方局尽管存续时间较短,却对华南白区党组织的领导、交通网的铺设与武装暴动政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将战略重心置于南方中心城市的重要体现。从组织史视域梳理考察南方局的设废过程、运作实态、组织作用,或可为重新理解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组织建设提供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抗战时期延安及周边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甘肃陇东作为相对比较富足且巩固的边区,成为中共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地区之一,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抗战文艺的开展、创作及其演出创造了理想的条件。这一时期,根据地政府为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宣传革命及相关政策,利用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深入前线、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演出,在演出中红色戏剧团体秉持“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剧运总方针,充分利用戏剧这一鲜活、生动又贴近生活的武器去动员群众、鼓舞群众、帮助群众。在这一时期起到了积极地动员、教育和宣传革命的作用,同时为巩固根据地革命成果,发动群众,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事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他们的演出活动犹如一架架播种机,在陇东革命根据地的黄土沟塬上撒下了一粒粒“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金色种子,对陇东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将新时期党的创新理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学习教育,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抗战时期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活动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地方党组织提升政治领导力的实践探索

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强党的力量密码,是确保党的领导始终坚强有力的核心要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地方党组织通过夺取革命的政治领导权、形成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建立科学的政治领导制度、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水平、增强领导干部的政治执行力等具体实践提升政治领导力,为闽西“二十年红旗不倒”打下了坚实的领导力基础,亦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继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了历史镜鉴。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闽西财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苏区进行了系统的财政整顿,废除原有财政制度,摸索出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财政管理体系,苏区财政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为后来中央苏区财政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建设探析

图书馆是开展教育和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革命战争时期对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解放群众思想、教育动员群众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图书馆建设,通过多种形式丰富馆藏图书、开办阅览室、提升管理能力等举措,为边区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政治上,提升干部队伍理论水平;在经济上,促进边区生产力发展;在文化上,推动边区文化繁荣发展。文章总结了这一时期图书馆的建设经验,主要有: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推进图书馆建设;从实际出发,创新开展图书馆工作;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方针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融入新疆高校“纲要”课的思考——以抗战时期党在新疆的革命实践为参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包括以多种形式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各民族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进新疆经济与社会发展、推进新疆民族团结事业发展、发展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等,这都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革命实践融入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中,是课程教学目标的要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及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内在要求。

论毛泽东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思想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根据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对党和红军的新闻宣传提出了具有现实指导性和理论创新性的思想。其主要内容有:武装斗争与新闻宣传并重的思想;报纸是一切工作之武器的思想;在新闻业务上,密切联系群众生活、增强内容的吸引力、维护真实严禁扯谎、消息中不排除议论,语言文字浅白通俗等等。这些思想在当时对党和红军报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今天的新闻事业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大别山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民歌的特征

在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苏区产生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民歌。这些革命民歌在表现内容、题材、创作手法以及曲调形式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号召性。艺术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光辉历程,鼓舞和激励了广大人民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斗争的热潮中,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战鼓和号角的作用,也为后来革命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探析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农民的革命心态

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然当革命还是遥望海中只能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时,其革命心态却是颇为复杂的。传统心理的沉淀、安全感的渴求、中共某些错误政策的影响、国民党的造谣、中伤以及认同革命所需时间过渡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农民产生了对革命的畏惧、参加革命时的从众与游移、革命需求的保守和低调等多元心理。分析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心态,一方面,可以看出贫穷与革命并不是简单的逻辑必然,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关于农村秘密社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

秘密社会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和政策问题。大革命失败后 ,随着游民阶层的膨胀 ,中国秘密社会的基础更加扩大 ,并控制了大量劳动群众 ,而且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它们虽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 ,但不可忽视。因此 ,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敌人 ,对农村秘密社会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策略 ,有效地利用和改造了这股巨大的社会势力 ,既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为中共以后开展秘密社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土地法令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保障——苏维埃政权的土地立法述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立法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立法之一。苏维埃政权制定的《井冈山土地 法》、《土地暂行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这些土地法令基本上满足 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代表了农民的根本利益,总结出了一条"土地法令是解决土 地问题的最好保障"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领导的兵器工业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将之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创办(1927～1937年),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1937～1945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壮大和相对统一(1945～1950年),共24年。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兵器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为中国人民争生存反侵略求解放的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国防现代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印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伟大真理。

论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土地革命的认识

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必须要服从于统一战线。实践证明,减租减息是当时最适合的土地政策,但共产国际却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这既超越了当时的中国实际,也为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所难以胜任。而且开展土地革命会造成国共合作破裂,从而导致大革命失败。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明显犯了“左”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