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tures of Gardens of Shu Kingdom in Pre-Qin Period of China

After the illustration of Shu Kingdom in pre-Qin period, the origin of Sichuan gardens has been discussed.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relevant materials of old Shu Kingdom, and by comparing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Yangzi Mountain Terrace, the paper has proposed that the origin of Sichuan gardens can trace back to gardens in the period of Duyu King. It is considered that gardens in pre-Qin period are dominated by imperial gardens, emperors' or aristocratic cemeteries, among which the historical function and features of Yangzi Mountain Garden, Nanzhong Garden and Wudan Mountain Cemetery have been introduced. On this basis,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gardens in pre-Qin period have been concluded, and the grand manner manifested through "Great Stone Worship" in ancient Shu Kingdom has been highlighted.

历史迭转中“同治中兴”诗歌的众声与别调

咸同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变局迫使士人乱极思治、危世图存。以治世为理想的士人援引历代治乱之道,属望中兴。诗人的中兴书写,以同治改元与同治三四年间江南克复两度达到高潮,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寓意:前一节点的中兴书写重在激励,以稳民心;后一节点重在歌咏,以庆中兴。在书写中兴之局时,亦有诗人创作了一些针砭现实之作,这构成了中兴诗歌写作中的别调。这些别调之音在咸同、光绪的迭代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前一时期侧重于中兴之局的名不副实,而后一时期倾向于通过回忆中兴之局针砭现实。诗人对同治中兴的书写,不管是众声还是别调,都是现实境况的一体两面,既展现了诗人于变局下的盛世夙愿,亦体现了他们藉作品讽谕现实的济世情怀。

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研究

以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战前军粮筹备、战时军粮供给对战争的影响。认为粮食对根据地的选择有制约作用;军粮补给状况是交战双方制定相应征讨策略的重要依据;军粮供应危机的化解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十六国时期,征战双方在军粮问题上展开的一系列颉颃,展现了军粮在战争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十六国时期的玉玺传说书写与政权合法性塑造

玉玺传说的书写在十六国时期空前强化。作为中原王朝宣扬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核心器物,十六国诸政权通过大力宣传所获各类玉玺,为塑造政权合法性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同时也利用玉玺传说为诸项政治活动创造条件。十六国时期及后世史官对玉玺传说的书写,保留了较完整的传国玺争夺脉络与其他各类玉玺传说的流变过程。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广泛流传,玉玺传说的内涵进一步丰富。玉玺传说在十六国时期的流传,对玉玺传说的书写模式变化及十六国时期政局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咸阳布里村十六国墓M63出土乐俑研究

陕西咸阳布里村十六国墓M63出土乐俑可分为伎乐俑和姿态俑两类。伎乐俑所奏乐器包括吹、弹、击奏3类8种;姿态俑均做特殊动作,并伴有张口特征,在音乐场景中承担了说、唱、领奏(领唱)、击掌、动作表演等角色与职能。布里村M63乐俑丰富的乐器种类、独特的表演形式以及与“清乐”有关的完整表演场景,为研究公元4~5世纪的音乐发展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甘肃敦煌新出魏晋十六国镇墓文研究

2014-2015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对研究古代敦煌姓氏家族及基层行政组织演变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镇墓文记录翟氏、窦氏、钟氏、孙氏、王氏等5姓7人,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姓氏资料,也弥补相关家族人物活动的时代缺环。镇墓文记录曹魏、前凉、后凉时期敦煌乡里名称,不仅填补曹魏、后凉在敦煌设乡里的资料空白,也证明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设置、名称沿革的延续性,还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百姓埋葬地和组织名称的新变化,推进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制的研究。

日据时期朝鲜与台湾地区公医制度比较研究

为了填补医疗卫生之空白而实行的台湾地区公医制度,1913年在朝鲜同样实行了。两地的制度本身很相似,不过制度的实施效果却相当不一样。首先,台湾地区公医每个月要提出公医报告,但朝鲜公医没有这种义务,这种差异造成两地医疗卫生统计水准的显著差距。其次,台湾地区公医组织公医会,相互交换有关医疗的资讯,但朝鲜公医没有类似组织。再次,台湾地区公医跟警察合作紧密,而在朝鲜没有公医和警察之间的紧密合作。而且台湾地区公医分布密度比朝鲜高,这一点影响到两地民众利用医院的频度和传染病的防治。相关史实显示,日据时期朝鲜的公共医疗卫生网络不如台湾地区组织紧密与有效。

《三国志·吴书》“沤口”地望再探——兼论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

在新近整理公布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伍]》中,出现了“南郡作唐县(界)沤口丘”的记载,通过考证可知,这应当就是《三国志·吴书》所载“沤口”,进而可以据此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沤口”的定位。综合吴简与传世文献,可复原出孙吴黄龙、嘉禾年间潘濬征讨五溪蛮的战略部署。澧水沤口屯营与资水“五溪山营”、湘水临湘屯营共同构成了外围警戒防线,潘濬则率主力沿沅水深入五溪腹地,显示出这是一次筹备周密的军事行动。复原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也可为观察孙吴国家在南方山地的控制与扩张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由外而内:秦汉、孙吴时期新安江流域的政区演变与地域开发

中国东南地区虽多为山地、丘陵地形,但气候条件、生物资源较好,很早便出现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秦汉至三国时期,中央王朝的政区设置既是推动其地域开发的重要初始力量,也是衡量其开发进程和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山地广布的新安江流域,秦至东汉中后期是其地域开发逐步开展的初始阶段,东汉末年至孙吴时期是其政区体系基本完善、社会经济发展颇具规模的阶段。秦汉及孙吴政权的行政区划设置以及演变、山越势力的兴衰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表征和表现,也展现了王朝疆域“由外而内”的动态变化过程。

吴蜀立国策略与荆州之争考论

从地理形势上看,吴国和蜀国在立国之战略规划方面存在重叠的部分,这是二者矛盾集中的焦点。从短时期看,孙、刘集团皆对荆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故而集中争夺此地。从长远的策略来看,吴国企图占据包括益州在内的长江上游的战略规划难以实现,而蜀国从荆州北伐的策略亦在荆州争夺失败后无从执行。这一切的转折点即以蜀国失去其所占荆州部分为标志。总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吴、蜀二国基于立国之策的冲突,导致二者对曹魏攻势减弱。而占据北方广阔地域的曹魏,在长期与吴、蜀的征战之中,削弱了对手的实力。曹魏灭蜀后,西晋代魏而占据益州地利,利用处于长江上游的军事地理优势征伐孙吴,最终统一天下。

略阳王氏与前凉政权

西汉时期从河西迁往陇右的休屠王后裔略阳王氏家族,在西晋末年至十六国初期开始崛起。王羌是史载与前凉发生关系最早的略阳王氏人物,他在反对后赵统治失败后逃奔到河西。后赵末年,石虎数次发兵进攻河西,王擢积极参与并充当急先锋。后赵灭亡,王擢依违于前凉和前秦政权之间,又与前燕和东晋政权取得联系。后王擢投奔张重华,因张祚猜忌而投降前秦苻健。前秦时期,王擢之子王统任凉州刺史,苻坚发兵河西,王统率州兵参与了前秦灭前凉之战。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崩溃,北方地区大乱,王穆护送前凉末代世子张大豫逃至河西,与吕光争夺凉州控制权,后兵败被杀。

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十六国时期房屋类建筑遗存述略

关中土雕建筑、河北辽西建筑构件、高句丽壁画是最重要的十六国时期房屋类建筑资料。三地建筑存在一定的表面差异,但基本的建筑技术和样式是接近的,关中、河北辽西都上承汉晋而向拙重方向发展,高句丽可能受到东晋南朝的影响而略显轻巧。关中、河北辽西建筑特征后来又都汇聚到北魏平城,型塑了平城建筑的基本形态。

略论咸阳底张村十六国墓出土陶连枝灯上的佛像

在咸阳底张村十六国墓M54出土的陶连枝灯上贴塑有8尊坐佛像,佛像具有浓郁的犍陀罗佛像造像特征。M54的年代在4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的后秦时期,陶连枝灯上贴塑的坐佛像为十六国时期佛像增添了新资料。同时,在作为随葬品的陶连枝灯上贴塑佛像的做法,对探讨十六国时期长安地区的佛教信仰、丧葬习俗与佛教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从长沙出土“君教”简牍文书看东汉三国县级长吏的徭使

秦汉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机构所涉日常事务繁多,除通过文书上传下达政令外,须有大量官吏被外派活动于基层行政一线,办理外务,时称“徭使”。不少学者借助出土简牍讨论吏徭问题,但就时段而言,主要关注秦及西汉,而研究对象主要是属吏徭使,鲜少谈及长吏徭使问题。近年来长沙市中心出土汉、吴简牍中均存在形制、内容特殊的“君教”文书,一般认为展示了临湘县级僚佐集议的行政过程。本文通过梳理君教文书的相关注记,结合史籍、简牍资料,探讨了东汉至三国长沙临湘地方县级长吏从事外务而徭使的案例,发现佐官丞与尉常奔走厘务,而长官长久滞留在官署以外的情况少见。长官如不在署,往往实行他吏代理制,东汉末至三国,常见以主簿代理相关事务。

万历援朝时期大规模征召沙民海防事宜探析

自明代嘉靖中后期,由于倭患频频侵扰,东南沿海地方招募少量零星沙民参与抗倭。然而,直到万历援朝时期,大规模招募沙兵用于海防的政策才首次被提出并得到落实。沙民群体作为明代国家海防事务中的一股重要助力,在万历援朝之际持续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通过分阶段梳理彼时征召沙民政策的形成及演变过程、壬辰年间征募预案及落实情况、丁酉年间征募预案及落实情况、征募兵源数量及部署事宜等内容,可以看出沙民群体已转化为国家海防体系中水军兵源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吐鲁番地区十六国墓葬壁画与纸画研究

吐鲁番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壁画和纸画具有相同的内容、功能甚至使用方式,整体上来源于河西地区的墓葬壁画,甚至直接延续后者往西变化的趋势,反映了河西尤其是其西端地区人口的迁入和文化的移植,同时也反映出较为复杂的文化因素和突出的地方色彩,说明以汉文化为核心和底色,各种文化向该地区的影响和汇集。其内容多现实、朴素,与丧葬信仰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北斗为代表的司命信仰。

陕西西咸新区北杜村十六国墓发掘简报

2020年4~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土地储备中心KGTC-2020-006地块范围内的2座墓葬进行了发掘,较完整地揭露了其墓葬形制,并清理出彩绘陶俑、陶模型明器、陶器具等随葬品。研究表明,两座墓的年代为十六国时期,墓主应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此次发掘为研究十六国时期的丧葬习俗、社会文化以及完善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陕西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发掘简报

2019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坡刘村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墓葬,该墓葬保存完好。墓道发现“天水姜沖”铭文砖,墓室出土“西陵县侯夫人”印章及陶瓷器、铜器、金饰片等,并且还有位置明确、组合清晰的一批女乐俑。M2的发掘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伎乐演变、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咸阳底张村十六国墓M54发掘简报

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咸阳市底张村发掘了一批十六国墓,其中M54出土的陶连枝灯上贴塑有8尊佛坐像,尤为重要。该墓为斜坡墓道多室土洞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前室、后室、过道及南、北侧室等部分组成,墓室内出土有陶武士俑、侍俑、牛车、鞍马、动物俑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推断,该墓时代为十六国后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