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

抗战时期,民间戏曲班社云集于西南大后方。民间戏班既要进行商演以谋取生存,亦要为抗日救亡而进行公(义)演。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民间戏班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厉家班在内迁过程中,虽屡历险境,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抗战义演活动,创编新剧鼓舞民众,并有意识地将宣传与募捐融入舞台表演,体现出深沉的家国情怀。厉家班在烽火中逆势发展,得力于厉家班“严”字当头的治班制度、科学的教育理念以及班主的社会活动能力。厉家班的生命轨迹,已然超越个体戏班的价值,而成为观照战时中国民间戏剧团体命运的典型符号。

抗战时期新四军向民众借用钱款物资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配发的军饷物资远远不能满足新四军的需要,新四军被迫通过自筹方式来解决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向民众借用钱款物资是新四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新四军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向民众借用了钱、粮、枪支弹药、土地和其他物资,改善了新四军给养缺乏的处境。在借款借物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了采取强制性手段、随意打白条、损坏和丢失所借物品等过激的做法,使民众对新四军产生误解和疏离。新四军正视问题,积极采取还款、赔偿、道歉等许多针对性措施,及时弥补了军民关系的裂痕,使借用钱款物资成为抗战时期新四军解决给养问题的一种“非主要”的有效的方式。

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变”与“不变”: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借助《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刊登七七事变纪念相关文章,构建了特征鲜明的七七事变纪念话语体系。《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始终聚焦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在不同的抗战阶段,《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内涵侧重有所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着重动员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战,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在战略相持阶段,强调反投降、反分裂,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在战略反攻阶段,力倡发展生产、实现民主。《晋察冀日报》对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的宣传,有助于激发晋察冀根据地以及全国民众投身抗战的热情,塑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民族记忆。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河南的盐业改革探析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影响,国民政府采取了保国稳民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在此背景下,河南盐业进行系列改革,调整盐税税率与盐价、整顿盐务机构、革新运销制度与销售方式等,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河南盐税收入,推动了战时河南经济的革新与发展,对支持抗战亦有积极意义。

《共产党人》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

《共产党人》作为党内重要机关刊物,高度重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共产党人》作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从传播普及马列主义,加强党内时事政治教育,到注重锤炼党员党性修养等方面助推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其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对抗战时期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对新时代开展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晋绥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日军频繁“扫荡”下,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军民饥寒交迫,身体十分羸弱。加之,日军对根据地实施“细菌战”,而根据地的医疗基础差,军民又缺乏基本卫生常识,导致根据地各种疫病蔓延,军民死伤无数,对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针对医疗基础薄弱、军民卫生意识淡薄的情况,根据地党和政府通过恢复和发展经济、组建医疗机构、培养大批部队医务人才、宣传动员群众养成讲卫生的习惯、开展军民诊治等举措,逐步构建起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了群众落后的卫生观念,保障了抗战的顺利进行。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 ,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 ,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策动粮食走私造成的。日方主要采取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来促使粮食从国统区走私到沦陷区。粮食走私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 ,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方还借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

抗战烽烟中的《地理教学》

为了理清西北大学抗战时期科技期刊的办刊状况和发展脉络,对当时由北平师范大学所创办的并一度停刊后由西北联合大学(今西北大学)恢复出版的《地理教学》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尤其对其办刊宗旨、栏目设置、内容特点、编辑处理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为发掘这一文化资源,开拓办刊思路和突出办刊特色提供借鉴。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粮食危机及其原因

从1940年开始到1941年,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粮食危机。粮食缺乏和粮价高涨是这场危机的主要表现。粮食危机的出现原因主要是由于国统区粮食产量的大量减产、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的增加、通货膨胀和投机者囤积居奇所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

抗战时期,为扩大党的影响、提高党的地位,协调党际关系、促成国共合作,实施抗战动员、团结抗战力量,赢得国际认可、获得国际支持以赢得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文章,借助媒体采访,回应有关谣言,谋划纪念活动,加强与中外政要沟通等各种方式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客观上在有效建构着党的形象的同时,又显著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力量的动员。

抗战时期后方手工业研究——以湖北、湖南为例

艰苦的抗战八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本文以战时湖北、湖南后方手工业为研究视角,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后方手工业勃兴的原因。通过比较两湖后方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及异同,本文认为,在战时工业品异常短缺的背景下,两湖后方手工业与有限的机器工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为坚持长期抗战,提升鄂西、湘西山区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发挥突出作用,从而成为大后方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严文郁与西南联大图书馆

严文郁先生是我国第一批系统接受现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图书馆人。抗战期间,他不仅作为骨干参与创建了联大图书馆及其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还将所学运用于图书馆的经营之中,为联大图书馆构建了一套专业、高效和人性的现代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体系,使联大图书馆一跃成为战时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此外,他还操持了联大图书馆总管和分管的设立、布置和搬迁等工作,为联大图书馆和联大做出了重要贡献。严先生中途离开联大图书馆的真实原因包括经济困难、馆务不能自主等方面,折射出战时后方大学图书馆人群体的生存实态。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统制经济政策与茶业的发展——以湖南安化为例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政策,设立统制机关,实施统制措施,安化的传统茶业利用这一时机,不仅摆脱了衰败的边缘,而且通过改良品种、革新工艺、机器制茶等措施,扩大了生产,提高了茶叶产量,调整和开拓了原有的茶叶贸易线路。统制经济政策不仅促进了安化传统茶业的振兴,而且对于抗战时期的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西北大学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与增修

为纪念国立西北大学自汉中迁回西安60周年,通过文献调查与实地踏访,对68年前西北大学前身国立西北联大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缘由、发掘过程、主要参与者、出土文物、增修项目以及对当时、后世的影响作了历史性研究。结论认为这是迄今对张骞墓惟一的一次正式发掘,确认了墓主身份,奠定了历史基础,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突出地彰显了西北大学在汉中8年期间对陕南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战时西安广播电台的创建与科技传播

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踏勘,对创建于1935年的西安广播电台及其自制天线、地线、发射传播装备技术和科学广播节目作了考察。认为该台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开端,并认为张学良在其开播典礼上的讲话是为中国政要关于无线电广播科技知识的最早一篇广播稿范本,而且作了很贴切的口语化处理,以苏俄建设伯力无线电台中心网为例,强调无线电在启迪民智、传达消息、统制舆论方面的重要功能,从而丰富了早期科技广播稿体裁的内涵与外延。

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及其特点

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及时制定并实行了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对日本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日本的产业政策具有显著特点,一是每一个阶段的政策目标都产生于一种不断更新的赶超压力;二是其产业政策是产业的重点扶植政策;三是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过程;四是产业政策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程序化的特点。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试论抗战时期日本对福建的经济统制与经济掠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日军全面侵华 ,很快攻陷厦门 ,并两度占领福州。福建沦陷期间 ,日军为实施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经济掠夺策略 ,以武力为后盾 ,利用汪伪势力及部分日籍台人 ,不仅对商品、物资和金融实施严格的统制政策 ,还大肆从事走私贩毒活动。疯狂的经济统制与掠夺 ,不仅使福建经济蒙受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给福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