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案件中不判处死刑承诺相关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共同治理和反腐败追逃追赃的全面深入推进,不判处死刑承诺作为引渡的必要条件越来越普遍,同时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基于引渡和不判处死刑承诺制度的沿革、中外不判处死刑制度的规定和实践案例的分析,不判处死刑承诺相关制度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建议对引渡事实的审查机制和程序予以完善,对不判处死刑承诺决定形成的机制和流程以及作出承诺的形式予以明确,对不合时宜的双边引渡条约条款及时进行修正,适时调整《引渡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中关于不判处死刑承诺法律效力的表述,并在裁判文书中阐明不判处死刑承诺事由和援引相关法律条文。

境外追逃中劝返措施的法治化建构

劝返措施具有适用灵活性、便捷性等优势,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逃措施。但是,劝返措施在法律中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的相关法律问题也亟待规范化。作为具有国家意志的执法和司法活动,劝返不宜界定为引渡的替代措施,其适用具有独立性。劝返的主体只能是具有追逃职责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其他机关或个人可以成为劝返主体的协助人;宜将劝返的对象限定为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实施犯罪后潜逃至他国的刑事外逃人员。劝返中的量刑承诺核心内容应是量刑情节,不宜就具体的刑罚进行承诺,量刑承诺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承诺的内容应依法兑现;经劝返回国的外逃人员的自首认定应结合投案的阶段判断。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境外追赃追逃长效机制构建

职务犯罪境外追赃追逃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传统集中式、运动型的追赃追逃固然成效很大,但仍面临资源密集型工作需求下的组织、人才与经费保障不力、国际合作互信不足、外逃基础信息记录与追踪不清、刑事司法合作国际国内法律规范缺位、国家间法律制度差异、犯罪资产没收与国际合作不畅、犯罪资产返还与分享不易等障碍。改革的本质是制度创新与组织创新,作为治本之策,应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将职务犯罪境外追赃追逃视为中央事权,从政策、法律、技术三个层面推动长效机制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