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

“先刑后民”原则在我国现实司法中遭遇实践困境,进而在学理上遭到普遍的合理性质疑。为此,需要澄清几个观念上的误区:一则“先刑后民”原则在内涵上包括位阶上和位序上的优先性,二则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一项具有普适性的司法原则;三则“先刑后民”原则的价值基础并非旨在彰显“公权优先”的价值理念,而是重在刑、民程序冲突的理性解决。同时,还应当在制度层面上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保障:一是以程序选择权为基础改造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加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适用;三是积极构建滥用程序的制裁机制,防止当事人恶意启动程序。

轻刑化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近年来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密切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往往意味着被告人能积极悔罪、减轻社会危害后果且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导致对刑事部分的从宽处理。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普通民事诉讼调解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特别是应该在适用范围、当事人的知情权、调解人的权限以及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予以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问题与对策

在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的推动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刑、民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均不重视,相关立法相当粗疏,导致该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功能发挥。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存在种种差异,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

限制案件范围 改革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理性的诉讼参与者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能够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应当具有合理的预期。限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可以提高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更能为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解决我国现阶段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一系列痼疾的有效手段。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改革趋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而从被告人处获得经济赔偿,借以慰藉其身心所受伤害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指导思想模糊不清、立法内容粗疏和原则、司法解释有违法理,结果导致了诸多理论冲突和司法实践难题。为此,重新认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和缺陷,在借鉴国外立法例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逐步实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中剥离出来,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构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特有制度,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立法尚需进一步完善。

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条件解构

刑诉法解释第88条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并在其它条文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该起诉条件做了具体的规定。笔者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及理论话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进行具体的解构,并对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论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调适

在世界范围内,因刑事犯罪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赔偿,有三种程序立法模式,但以独立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行为的民事赔偿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普遍趋势。中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给被害人带来了一定程序"便利"的同时,两种诉讼在同一程序中并列运行的内在矛盾冲突也显而易见,这既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刑事被告人的程序利益,进而影响程序正义的实现。避免这种冲突的有效途径就是将附带民事赔偿部分从刑事诉讼程序中分立出来,而非彼此妥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对策

由于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执法条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以致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修订完善相关法律解释。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观点聚讼与辨正——对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理解与适用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作为新《刑诉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案,围绕新《刑诉法解释》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实际适用问题出现了诸多争议。对此,应当谨慎判断何为违反立法原意。允许“例外”符合法教义学对“一般”的解释,进而,应当从其他法律中去探索对“例外情形”的理解。未成年人司法是司法改革的先行者,未成年被害人具有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特殊被害内涵等特征,就《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要求而言,将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具有破局性的意义。

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的理性分析与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始终是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即便最高人民法院已推行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改革多年,对于该问题仍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解决方案。究其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公私复合的权利属性,以及知识产权部门法和刑法的竞合规定,造成了无论是采取“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的审判模式,都存在相应弊端,这两种模式对公正审判和效率提升均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把握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的精神,探索一种“民刑并举”的全新模式。在准确把握民刑交叉案件“同一事实”界定标准的情况下,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类型化适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审判模式,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并允许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程序中附带处理民事赔偿争议事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确定与程序的完善

对被害人的范围 ,应限定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被害人死亡的 ,其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共同致害人”的范围 ,应包括不构成犯罪的共同侵害人 ;对“民事赔偿责任人”的范围 ,应包括实施犯罪行为、造成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完善应包括 :立案审查程序的完善 ;庭前准备程序的完善。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取消和刑损赔偿诉讼的构建

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构造上与公正、效率价值的冲突已表明其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刑民合一的审理方式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更进一步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推向被取消的境地。对比之下的刑民分离式才是未来应当被采取的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探索和论证独立的刑损赔偿诉讼构建的合理性和操作的可行性则是论文的创新点所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实体法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而刑事诉讼法又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不一致,适用出现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公平的待遇,损害了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因此,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