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与限缩

近些年,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趋向积极,微罪立法呈现扩张趋势。微罪立法为我国严密法网、促使刑法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正向作用。但是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并未能跟上微罪立法的步伐,泛化、不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与微罪相互作用,有违反比例原则、侵犯公民自由、导致犯罪标签泛化从而阻碍罪犯再社会化的风险。对此,应当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立法层级,避免出现上位法规范与下位法规范各行其是的问题。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期限,进行针对性、分层次的附随后果设定。为了使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避免泛化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应逐步建立分层次的前科封存制度。

动态IP“秒拨”服务提供行为性质之法教义学分析

实践中将动态IP“秒拨”服务提供行为认定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的处理模式存在严重缺陷,不可取;共犯处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动态IP“秒拨”服务提供行为,其本质上是对被提供者信息网络违法犯罪预备行为的帮助,其通过信息网络发布服务信息可以评价为“为他人实施信息网络违法犯罪预备活动”而发布技术支持信息的行为,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行为类型,也契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微罪”属性和“预备行为正犯化”特征,原则上成立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当例外同时符合以上其他罪名的构成要件时,根据想象竞合的处断原则,成立相应的罪名。

论劳动教养立法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建立我国轻罪处罚制度的理论创新

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中国刑事立法犯罪概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严重或较为严重的犯罪 ,而不包括轻罪 ,因此 ,应当以劳动教养立法为契机建立中国的轻罪处罚体系。轻罪处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外 ,还需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形成和提出问题 ,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为轻罪处罚制度提供必需的理论支撑。

我国“轻微罪”立法与司法的理性思考

我国"轻微罪"立法扩张带来了刑法结构和制度困境,需要进行深入的法理检讨,为"轻微罪"的立法与司法改革确定发展方向。传统理性主义刑法观与积极主义刑法观二者之间寻求适当平衡,既要正视当下社会有效防控非传统重大风险的现实需求,又要考虑如何控制风险刑法过度化,为"轻微罪"立法划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针对我国"轻微罪"立法扩张化趋势,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谨慎审视非传统重大风险预防性"轻微罪"立法扩张的正当根据;二是需要深刻检讨传统风险预防性"轻微罪"立法扩张的合理性问题。在确定我国"轻微罪"立法改革发展方向时,应当理性审查"轻微罪"的立法政策,深化改革现行"轻微罪"的司法政策,尽快启动并实现治安拘留的法治化改造。

“微罪免刑不起诉”之辨——关涉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思考

深刻理解现行刑诉法第 142条第 2款规定的不起诉类型 ,是正确认识不起诉制度的难点和关键所在。为此 ,本文对其称谓、适用条件 。

代替考试罪与微罪立法趋势

对于《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代替考试罪,我国学界存在一些争议,这些争议直观地反映出了当前学界在刑法立法方面的两种不同立场。代替考试罪的增设体现了我国刑法的微罪立法趋势,这一趋势是值得肯定的。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更新刑法观念,重点就是对刑法谦抑原则予以准确理解,并实现从"重罪重刑"到"轻罪轻刑"的立法观念转变。

刑法微罪扩张的正当性评判与司法适用分析

微罪立法扩张造成的刑事处罚泛化,压缩了行政处罚的空间,不利于我国现行二元处罚机制的实施,其片面强调刑法威慑而易掩饰行政监管等治理手段的缺位,且刑罚给犯罪人带来的严重负面效应与微罪本身法益侵害的轻微性极不相适应。实践中应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强化刑法但书规定对微罪入罪的限制功能,确立微罪起诉例外原则,将微罪处置纳入考评机制以引导司法打击向严重刑事犯罪转向,从而缓和微罪扩张导致的对公民自由过于妨碍的紧张态势。

微罪立法视野下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微罪罪名的设立是积极刑法观之下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体现。微罪的设立符合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需求,也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微罪立法建立在前置法与刑法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之上。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中对微罪认定时需要正确把握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特征,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

和谐社会视阈下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探析

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刑罚轻刑化的趋势要求,对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该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试点中会遇到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严格把握微罪不诉的认定标准,规范微罪不诉社区帮教的接受和解除制度,针对社区帮教个案制定人性化帮教方案,建立和完善社区帮教人员选任制度,强化激励机制,细化考核标准,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使我国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微罪不起诉制度

20世纪20年代,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也很快被民国立法者所接受。在民国刑事诉讼法上,微罪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这项制度于1928年《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得到确立,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在检察官作出微罪不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和具体程序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其适用范围则一直比较有限。在实践层面,微罪不起诉在民国时期的适用率始终偏低,因此很难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后劳教时代“微罪”入刑正当性研究

劳教制度的废除导致原劳教事由中部分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微罪”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新近立法还增设了法定最高刑仅为拘役的罪名,总体上呈现出“微罪”入刑的态势。从宏观方面看,因“大刑法”主张在现阶段缺乏社会文化土壤与必要的制度准备,故应当恪守刑法谦抑原则,对“微罪”入刑观念加以警惕;从微观方面看,只有具体的“微罪”入刑同时符合适当性、必要性、可行性三个标准时,才应当肯定其正当性。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之适用与反思——以网络犯罪治理为视角

基于网络犯罪的代际发展和技术性特征,打早打小刑事政策可以适用于网络犯罪的治理。这也是由"源头治理"的总体要求、"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轻罪化刑事立法模式所决定的。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适用过程中,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打得过早过小,要坚持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避免打击扩大化。适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要处理好打击网络犯罪与促进网络技术发展、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两对关系,实现犯罪治理、人权保障与技术进步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