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咏三叹,由景至境——《诗经·国风》中自然景观展现特征及先民审美模式研究

《诗经》是我国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存在,《国风》正是《诗经》的精华。在《国风》诗中,大量的诗歌涉及到了自然景观,而对于《诗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史哲领域,立足于风景园林学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作为描写风景的最早诗篇尚未被研究颇为遗憾。因此将其作为研究重点,首先对《国风》中的自然景观要素进行提取、分类,分析其特点,得出其层次性和分时性的展现规律,以此为基础总结出先民既存型、演化型和类比型三种审美模式,即对中国人原生情感中的自然景观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模式的溯源。寻找中国人对自然景观情感的原始表达,以及遗传意义,以期为现今的风景遗产保护与景观设计提供参考与启示。

安大简《诗经》与《毛诗》异文类别研究——以“音近可通”为例

安大简《诗经》作为目前已知最早与今本《诗经》可对应的版本,其异文价值不言而喻,这使得其与《毛诗》的异文类别研究成为必要。从这样的整理中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安大简《诗经》的文献地位以及与传本《毛诗》的文本关系。文章以“音近可通”这一异文类别为例,从异文的具体分析、字用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反映出《诗经》在流传过程中的文献状态。

《诗经》中的草本植物象征符号与纹样应用研究

《诗经》中的草本植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新时代的创意表达形式,它能将传统文化符号转译为新型的应用场景。本文通过探讨《诗经》中草本植物的诗句、属性、纹样应用等,对草本植物象征符号的深入解析,揭示草本植物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同时结合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服饰文化转变,分析草本植物在服饰以及相关设计领域的案例,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意象体系与文化基因。

《诗本音》所考古音与《诗集传》注音

《诗本音》中,古音异于今音的韵字180个。这180个韵字顾炎武共入韵597次。对照《诗集传》注音,其中27次不入韵或入韵而读音不详,87次读今音,22次兼读双音,461次读叶音。从这些注音的讨论中显示:顾炎武古音学成就有不如朱熹者。

《诗经》的曲式结构分析

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认为它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歌词集。在乐谱无传的情况下,通过对《诗经》文本的节奏句式、韵部转换和章节划分三个方面的考察,在杨荫浏先生的研究基础上,作了更全面细致的分析,认为同调反复的分节歌形式是《诗经》时代的基本曲式,而后代民歌与艺术歌曲的一些常见曲式,在《诗经》时代已基本具备。

江有诰《诗经韵读》叶音本意考

系统地考察江有诰的叶音,不仅对重新认识叶音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全面准确评价江氏古音学的成就。王力等先生认为江氏的叶音和朱熹的叶音无异,是乱改字音。文章统计了江氏《诗经韵读》中全部的叶音,共有58处。通过全面考察这些叶音,发现江氏的叶音并不是乱改字音。他的叶音标准是他确定的古音,他的叶音本意是多音定一音。

中国建构诗与歌乐舞的联系探源——基于美国汉学家周策纵、陈世骧、王靖献《诗经》研究的歌乐舞视域考察

就美国汉学家有关《诗经》研究成果而言,歌乐舞等考察视域始终贯穿其中。以周策纵、陈世骧、王靖献等为例,其相关研究无不是围绕《诗经》与歌、乐、舞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同时,上述学者的相关阐述在视角与方法等方面可谓各领风骚。诸如,周策纵运用传统的考据学与训诂学方法,论述了古巫在"诗"与歌乐舞的建联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陈世骧运用中西字源学考察方法,阐明诗"伴随有内在于音乐、舞蹈的节奏和旋律";王靖献则创造性地提出了"诗"之"音响形态"的概念,力陈《诗经》产生于经由口述创作的歌曲,而创作过程始终有乐器演奏相伴。

《诗经》中的天文星象

《诗经》不只是展现给我们文学的一面,它也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矿藏,内涵是多方面的,传统研究《诗经》者有"名物学",后世治《诗经》者多从"博物学"一系。为了对诗能有一个更为深透的理解,对《诗经》的天文星象作一些探究也是必要的。

“取效风骚”辨

钟嵘的《诗品序》通过对诗歌流变的梳理,得出了《诗》《骚》消亡的原因和五言诗勃兴的理由。同时,是否融合《诗》《骚》的优点成为钟嵘品第诗人高下的主要线索。

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考

文章对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进行穷尽式研究,发现其来源皆有根据,且体例严整,并非随意为之,朱熹既继承了陆德明的反切和"协韵"组合模式,又给以己意所定之反切注上"叶"的标志。文章同时归纳出了朱熹二反、二音的两种类型:一为并列古、今(或今、古)音;二为四声互用。从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的对比来看,二反、二音并非漏注了叶字,而是朱熹有意为之,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统一于朱熹的注音原则。

《诗经》植物意象的艺术表现

《诗经》植物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分为描述性植物意象、比喻性植物意象和象征性植物意象,这三类植物意象具有不同的特色和结构功能,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

《诗经》修辞正变论——兼及“文学自觉”问题的一种考察

修辞技巧是《诗经》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有33种辞格,大致可分为13种正格与20种变格。正格的发生缘于周礼的委婉、情感的抒发、配乐的需要以及认识事物的深入,变格的发生则是基于主体认知的选择以及先民的接受度。正格与变格体现着共同的修辞特征,即主从性和互融性、原生性与素朴性、丰富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四个方面。《诗经》如此丰富多变的修辞不仅有利于情感表达、艺术叙事、诵读传播以及温柔敦厚美学观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强化了《诗经》的文学属性,为学界在认识“文学自觉”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

“诗经成语”中的汉民族文化心理例释

由《诗经》诗句派生出的具有特定意义的固定词组即"诗经成语"。以《汉语成语考释辞典》所收源于诗经的成语(共180余个)为代表,选取民族文化心理角度,对其逐一梳理分析,以深入挖掘其中的丰富文化信息,揭示"诗经成语"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诸层面的具体体现。

《风》《骚》体制异同论(下)

对《风》与《骚》的篇章、句式、韵律、内容等4方面之体制进行比较论析。篇章体制方面:《诗经》篇幅短小,大多分章节,二章诗具对称美,无标题;《楚辞》篇幅宏大,不分章节,思想感情内容在结构上亦具对称美,始立标题。《诗经》对答之体对《楚辞》有影响。句式体制方面:《诗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楚辞》亦有少数四言诗,多为带"兮"字的七言句,五言、六言句大量产生。韵律体制方面:《诗经》在用韵位置、疏密程度、用韵格局与关系等方面甚为灵活;《楚辞》多用偶句韵,以四言二韵为定制,有全篇一韵到底者。多用高呼度韵脚和鼻韵尾韵脚,形成屈骚悲壮激切之声韵特征。《诗经》韵律多呈自然美,《楚辞》韵律多呈人工美。内容体制方面:《诗经》以音乐为标准划分内容为风、雅、颂三类,少数诗篇则三体皆备;《楚辞》不标风、雅、颂三体之名称,但精神实质则含有风、雅、颂三体之特征,无"形"有"神",内在与《诗经》相一致。总之,《诗经》与《楚辞》体制存在渊源关系。

《风》《骚》体制异同论(上)

对《风》与《骚》的篇章、句式、韵律、内容等4方面之体制进行比较论析。篇章体制方面:《诗经》篇幅短小,大多分章节,二章诗具对称美,无标题;《楚辞》篇幅宏大,不分章节,思想感情内容在结构上亦具对称美,始立标题。《诗经》对答之体对《楚辞》有影响。句式体制方面:《诗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楚辞》亦有少数四言诗,多为带"兮"字的七言句,五言、六言句大量产生。韵律体制方面:《诗经》在用韵位置、疏密程度、用韵格局与关系等方面甚为灵活;《楚辞》多用偶句韵,以四言二韵为定制,有全篇一韵到底者。多用高呼度韵脚和鼻韵尾韵脚,形成屈骚悲壮激切之声韵特征。《诗经》韵律多呈自然美,《楚辞》韵律多呈人工美。内容体制方面:《诗经》以音乐为标准划分内容为风、雅、颂三类,少数诗篇则三体皆备;《楚辞》不标风、雅、颂三体之名称,但精神实质则含有风、雅、颂三体之特征,无"形"有"神",内在与《诗经》相一致。总之,《诗经》与《楚辞》体制存在渊源关系。

《诗经》拟声词研究──汉语表音词的历时研究之一

文章对《诗经词典》中的拟声词加以甄别和补充。以文献、文意和字形相结合来确定是否拟声词，归纳出《诗经》拟声词的四个特点。参照后代材料，可以看出：摹拟同一主体的拟声词间具有语音联系；重新审视上古复辅音声母问题，对韵部间关系的认识可开辟一条新路；词语结构的发展与语体有关。

《诗经》中的句式与诗歌体式

《诗经》中诗歌句子从语气这一角度来分类其句类有感叹句、祈使句、疑问句和陈述句等,而以某种句类为主的诗歌在表达方式上也显示其不同的特点,如以感叹句为主组成的感叹体以强烈的感叹为主,其语意多不完整,但其情感却得到突出的表现,而由疑问句组成的问答体既可以通过设问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可以通过反问而突出自己正面的情感。这样就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诗歌体式,一方面表明中国古代诗歌产生的实有状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赋、比、兴"的手法的出现与古人使用句式相联系。

《诗经》韵考

以今音读《诗经》,韵脚往往不谐。学者对此多有论及,但缺乏系统的考证说明。杂取"风"、"雅"、"颂"中诸多章节,从音变、旁转和通假角度对不谐的韵字加以考释,梳理其古今声韵的变化,说明其用韵不谐的原因,用以与同行们探讨,并为阅读者借鉴。

《诗经·国风》的重章叠唱与训诂

《诗经》中的重章叠唱,有的是整章重复,有的是每章重复几句,都是只换了少数词语,并且这些词大多是性质相同的事物,或是同义词替换。因此,重章叠唱这一修辞手段就对训诂有了很大的帮助,可以根据上下文推敲词义。试从重章叠唱这一修辞手法入手,通过对"国风"注释中几个典型例子的分析,探求重章叠唱在《诗经》注释中的意义和作用。

谈《诗经》中的变文手法

《诗经》重章叠句的形式导致了诗中变文的大量出现。自从汉代人发现了“变文同义”的规律后,历代学者都用这一思路来解释《诗经》。我们学习《诗经》,一定要了解这些变文的形式特点和前人解释它们的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诗经》中比较棘手的难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