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史观之意味:“中西马”视角的考察

“文明起源”作为国内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舶来语,主要用以说明距今五千多年至“三代”时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但是否合适的问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似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就没有问题。其实马恩晚年虽借用了“文明”等术语,但对其核心内容如剥削、阶级性、虚伪、贪欲、国家镇压机器等都是持具体批判与整体否认态度的,尽管认为如此发展有其必然性,与其他学人用“文明”“野蛮”区分历史进步、停滞与落后,即无意中把知性专断与西方普遍性的观念传播开去明显不同,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数人得到解放出发看问题的。从历史研究追求平实公正应该使用更中性一些术语看,用褒义明显的“文明”来说某一时段历史的特质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说甲文明意味着乙不文明或野蛮,必然分出等级差别。回到传统中国,被视为“文明起源”这一段历史,中国古人认为是“大同”向“小康”、“公天下”向“私天下”之过渡,是以物役使人性的开始,是战争杀伐愈益激烈和彼此互助走向你争我夺、淳朴自然走向尔虞我诈的时期,此与马恩的认知明显具有相通之处。古史研究使用“文明起源”作为关键词展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重物质、轻人道的历史观,体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精神相背离,也与史学自身追求相矛盾,说明目前的古史考量还深陷于西方中心观念之中,反省不够。在此认知基础上文章提出用相对平实的“文化源”代替不甚中性的“文明起源”,以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开启之初一段历史的研究之用。

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发展实践,形成了对西方文明观的有力批判和全面超越。西方文明观基于“文明—野蛮”“传统—现代”“民主—威权”“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叙事逻辑在不同时期呈现多重面相,这些面相下隐藏着二元对立服务于一元倾向、真理原则臣服于价值原则、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的实质性局限。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揭穿了“西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坚持文明多样性,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超越“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坚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以系统观念超越线性思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同心圆”超越“西方中心论”。

中国视角平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史教学中的去西方中心论

西方文明史已成为高校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在“新文科”背景下,它对外语专业课程改革与学生知识体系建设均具有突出意义。该课程20世纪初始于美国大学,美国教材、教法被中国教师广泛借鉴。美国教材自然采用西方立场,而西方文明由于“基因”方面的特质,长期囿于西方中心论,导致诸多偏见与谬误。尽管屡经修正,但美国教材中抬高西方地位、淡化其负面形象的论断、叙事乃至理论仍然俯仰皆是。不仅如此,由于西方长期主导世界话语权,很多谬误往往已经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受众奉为“信史”。发扬中国立场、使用中国视角有利于发现并避开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有助于我们在教学乃至教材编写中批判性地借鉴美国经验,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切实实现文明互鉴。

西方文学理论语言中心论的困境和中国文学理论崛起的历史使命

西方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后现代文学理论,以反本质主义对正统理性观念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甚至颠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但对文学的质疑,以其文化批评的普遍性淹没了文学的特殊性,导致文学虚无论和反审美占据主流,后虽有新审美等号称审美的“复仇”,其排斥心理情志的语言中心论之线性思维却依然故我。当此百年文化巨变之际,吾人当以实践真理论和辩证法结合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作历史之崛起。本文本着文本第一性的原则,首先从经典文本中概括出文学文本并非语言中心论单因单果之线性关系,而是表层意象、中层意脉、深层文学形式的三维立体结构。文本的整体结构不但在数量上大于各要素之和,而且在性质上是“形质俱变”的。西方文论之失更在于把文本作为成品被动接受,成品作为结果的单一化淹盖着丰富复杂的原因。有效解读当如海德格尔所言“进入作品创作过程中”,才能看出作家创作的匠心。想象自己是作者,想象自己如何驾驭意象、文脉、形式,对照经典文本,发现其间的差距,这就有望从仰望转到攀登经典的高度。

重述“技术公益主义”:人工智能立法的一般理论与实践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具有人文价值精神的“技术公益主义”理论正在全方位地渗透到人工智能立法之中。该理论既是对“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又推动了人工智能立法由“公众权益保障”框架向“公共风险规制”框架的转型。这种转型在欧盟、中国以及美国立法上展现出不同的形态:欧盟人工智能立法对“技术公益主义”理论采取了“半开放性”修正;中国以地方立法试验为主,并展现出强烈的包容性“技术公益主义”倾向;美国则更加注重“技术公益主义”的软法之治。然而,上述实践也表明,当前人工智能立法中“技术公益主义”忽视了市场驱动力(私利)保护,导致了权利义务责任的配置失衡,进而影响了人工智能立法的适用范围。综合上述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技术公益主义”的理论发展应当更加注重技术价值与法律价值的相互构建、技术公益与责任公益的紧密衔接、立法与软法的协同推进,从而进一步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凝聚出人工智能立法共识。

环境公正维度下《寂静的春天》的生态重释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作为“毒物书写”的经典,揭露了滥用化学农药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物圈造成的恶果,论证了万物生灵相互依存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虽然卡逊考察的范围超越了第一波生态批评中的荒野自然,将其扩展到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城市自然空间,然而她仍然从宏观的视角普遍地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忽略了因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因素处于边缘地带弱势群体的独特环境经验。由于卡逊的生活经验及所处时代背景等多方面缘由,导致《寂静的春天》缺乏一定的环境公正视野。而只有将对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怀和对环境公正伦理的迫切诉求相结合,才能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文化和现实路径。

从权力到权利:新《体育法》的理念遵循

原《体育法》存在较多公权力管控条款,行政色彩较浓,体育权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置化现象。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以及体育职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立法滞后性问题凸显。新《体育法》积极回应行政改革的要求以及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公民的权利诉求,对行政权力与公民体育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增加了诸多体现公民体育权利的条款,注重“权利本位”,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同时,新《体育法》重新整合了现有的行政权力管控条款,明确了行政权力对体育事业干预的界限,突出了政府的引导、服务和监管职能,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对立”观点的批驳及其理论启示

西方马克思学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割裂开来,进行孤立化与片面化的考察,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自然观之间蓄意制造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旨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科学性。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有助于科学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系统掌握和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有效抵御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与歪曲,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主要类型及基本启示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处于现代化的“进行时”。因后发国家的特殊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先发国家现代化通常采用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两种主导范式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往往表现不佳,而“政党中心主义”的范式却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凸显优势。后发国家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探索出“政党引领、两翼起飞、系统稳定”的现代化模式,并取得突出成绩。在该模式运行过程中,政党引领贯穿始终,并结合所在国的具体情况,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化解等不同方面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实践,在不同维度探索出多种类型。通过对比发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政党必须重视自身建设、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战略和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从而有力助推国家现代化进程。

权力视角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契合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涉及民主本源性问题及权力体系的界定,而其理念形态的生成离不开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新型政党制度以多党之间的持续性合作与协商为前提,是具有特定权力面相的规范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政治社会中更为广泛的政党及其活动的权力体系的节点,并通过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公开检验机制来塑造政治关系。两者共同指向基于国家权力扩展的政党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更为凸显政党在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公共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政党中心主义中构成代表人民利益和行使公共权力的内在表现形式,并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强化其领导核心作用。理解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关键在于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功能的运用。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之间的高度契合,为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启示。

从西方主流话语的演变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

文化帝国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话语霸权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多重维度的霸权扩张问题。文化帝国主义借助“文明等级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文明优越性的陷阱,矮化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人类文明;借助“资本现代化理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正确性的陷阱,否定了包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内的其他现代化发展模式;借助“普世价值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价值观高尚性的陷阱,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等功能;借助“历史终结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制度体系普世性的陷阱,抹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借助“文明冲突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人类文明极端对抗性的陷阱,否认了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可能性。纵观西方主流话语演变的历程,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和霸权主义行为逻辑始终贯穿其中,使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自身统治和实现霸权扩张的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先发国家一般强调“社会”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强大的政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突出优势。就生成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与党的历史使命紧密相关,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提供了前提,党进行治国理政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就特色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并联性等特征,与党的价值取向、系统观念等品质息息相关。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促使党不断进行变革,在进行自我革命提升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水平也在不断得到加强和提高。

具身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主体思考

具身人工智能可以主动收集信息、调整行为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并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地进行学习,通过“思想”与“身体”的协同,在“体验”中提升“创造”的能力。基于人工智能工具主义观,具身人工智能尽管具备了技术上的显著优势,仍然难以在著作权法律体系中获得主体资格,但如果忽视具身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创作形态变革,否定其内容生成行为的创作属性,将导致著作权中创作标准的失序。对此,应当对权利主体与创造主体予以区分,以作品中心主义理论以及具身认知为正当性锚点,完善具身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二元作者结构,建构委托关系下的具身人工智能开发者权利归属模式。

数据要素“中心主义”的刑法应对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与核心引擎,并孕育了数据要素的“中心主义”效应。应围绕数据要素建立法律保护机制。网络基本法与专门法初步建立了有关数据的法律制度及保护体系,也确立了数据与个人信息“二元”立法格局,但面向数据要素的法律制度建设及立法整体滞后。受立法原意、技术代际落差的限制,刑法已然不足以直接、全面保护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要素安全。透析数字经济的不同应用场景,数据要素呈现出多元、立体的属性,在法律性质上可分为经济性质为主、非经济性质为辅、新兴权利的特定面向等。这勾勒了刑法保障数据要素安全与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主线与路径。应围绕数据要素的不同性质,在经济犯罪、计算机犯罪和信息网络犯罪、财产犯罪等领域启动类型化的专门立法。通过修改已有犯罪、增设新犯罪等,逐步有序夯实刑法规范供给机制。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是实践发展与历史文化结合的产物,该观点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和改造各类文化。罗尔斯作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其有关正义理论的论述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罗尔斯对国际正义理论的论证在话语体系和观点表达上潜在地遵循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在万民社会的划定、万民法的证成以及非理想状况的解决中都始终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不仅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还为西方社会的国际特权与国际霸权提供了辩护。鉴于此,当前的国际正义理论亟需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结合关系平等、行为判断、动态分析三个维度的内容可以有效增强国际正义理论的可信度与可行性。

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中心主义祛魅与国际法话语

近三十多年来,国际裁判机构数量激增、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国际海洋法、国际刑法、国际贸易法等领域均设立了司法裁判机构,与此同时,区域性裁判机构也在不断兴起。有学者认为,国际裁判机构的勃兴预示着司法解决逐渐成为常态化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是国际社会法治进程的积极信号。这是一种“以法律促和平”的国际法思想传统,体现了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中心主义立场。司法中心主义是现代实证国际法学的构成性要素,是否存在独立于国家主观意志之外的国际裁判机制是衡量国际法是否具备法律体系特征的重要标准,也是国际法发挥定纷止争功能的重要保障。然而,以渊源识别和规则适用为基础的司法中心主义将大量国际法论辩活动排除在分析范畴之外,不能有效回答国际法的有效性问题,也边缘化了争端避免和争端搁置等问题的重要性。从批判国际法和经验主义的路径出发,厘清司法中心主义背后的理论预设和价值选择的局限性,有助于洞察国际法话语的运行和生成机制,打开国际法研究的多面向视野,为多元化国际争端解决提供理论空间。

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所长霍耐特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主流正义理论进行了批驳:主流正义理论以分配范式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局限于消极自由的实现,无法解释人们对益品的共同兴趣;主流正义理论将程序主义作为正义理论的建构方法,无法充分阐明实现个体自由所需的社会前提条件,导致社会分析与规范分析的脱节;主流正义理论将国家作为实现正义的唯一机构,没有意识到国家无法解决所有领域的正义问题。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对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作为世界文学实现方式的翻译文学

当今世界文学研究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涉及到世界文学的内涵问题,而且开始重视世界文学的实现方式。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达姆罗什等人提出的新世界文学概念,国际学者逐渐意识到翻译文学对于实现世界文学的重要作用。其表现为:翻译文学能在全球广泛传播,使本土文学获得国际知名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由于其本质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参与创作的,可以成为新世界文学和复数的世界文学的现实形态;翻译文学能起到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改变当今世界文学空间的不平等结构。

新公司法颁布背景下对重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思考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引发了对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争论,目前我国新颁布《公司法》事实上仍采取的是“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这种单一的公司治理模式忽视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差异,带来公司经营效率低下、运营模式僵化等一系列问题。在现如今的中国经济运行模式下,“董事会中心主义”更加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