厥旨渊放 归趣宜求——《琵琶记》复杂面貌成因索解

《琵琶记》主题与人物的争论 ,自其问世以来 ,始终没有停止过。本文试从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特征、故事原型和作家创作意图对作品主旨的影响等方面重新观照作品的能指与所指。追根溯源 ,探索和归纳造成该剧复杂面貌和多向意蕴的深层原因 。

钱南扬先生的南戏研究及其成就

南京大学钱南扬教授虽不是温州当地学者,但其与温州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不仅有在温州文成工作过的经历,更主要的是他的学术事业与温州密切相关,研究产生于温州的南戏,是他一生学术事业的主要内容,其成果颇为显著。他对南戏产生于温州作了考证,对温州的南戏作家及其作品作了研究。他广泛搜集南戏资料,为南戏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并从理论上对南戏加以总结和论述。在南戏研究中,也彰显出其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

高明行旅昆山无锡事迹考

作者高明与昆山的顾瑛颇有交谊,跟玉山雅集中人时有往来,曾参与顾瑛文士集团的社会活动,接触面甚广。其昆山无锡之行所作的诗文,则反映了高明在人生道路上的思想状态。一方面,他厌倦仕宦生涯,向往隐逸;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孔孟之道,忠实地恪守儒家精神。他的道德建构是竭力宣扬忠、孝、节、义,这是封建社会传统的伦理观念。这种思想基础和价值理念,造成了他把不忠不孝的《蔡二郎》写成了全忠全孝的《琵琶记》。

川剧高腔《琵琶记》考论

川剧高腔《琵琶记》是川剧高腔的经典剧目,现存的皆为舞台演出本,根据川剧高腔的舞台演出实际及艺术形式,对原本的情节与人物形象都作了改动,使其更适应于舞台演出。

高明《琵琶记》的“动人”内涵及其价值

“动人”是高明《琵琶记》自觉追求的戏曲创作与审美观念。作品对其内涵展布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庸中之奇”叙述中自然而然感发接受者向“善”伦理意志;二是“布帛菽粟”题材与笔墨中传达丰富深刻内涵;三是“因文生事”中体现杰出“文才”。三方面内涵展布,体现出对戏曲文体传“奇”本质尊重、对“文”抒情特征与表现才能开发、对经史传统征实尚用重教“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观念继承、对读者与观众审美情趣自觉迎合。这三方面展布,使《琵琶记》形成非同凡响格调,促成它“经典”地位确立。以《琵琶记》“动人”内涵展布成功为借镜,可为当今文学创作提供有益价值资源。

湘剧高腔《琵琶记》考论

湘剧高腔《琵琶记》是湘剧高腔的经典剧目,现存的皆是根据老艺人口述的抄本,故其版本形态具有变异性和提纲戏的特征。湘剧高腔《琵琶记》与明清时期的弋阳腔改编本有着渊源关系。湘剧高腔《琵琶记》根据湘剧高腔的艺术特色及舞台演出实际,对原本的情节与人物形象都作了改动,使其不仅具有了湘剧高腔的艺术特色,而且也更适应于舞台演出。

南曲【香柳娘】曲牌板式考论——以《西厢记》《月令承应》中的【香柳娘】为例

《九宫大成》共收【香柳娘】八曲,其中三曲板式添入衬板,分别为《西厢记》与《月令承应》中的【香柳娘】曲牌。本文以此三曲中的板式结构为分析重点,并将其与《琵琶记》中的【香柳娘】曲牌进行比对,探究【香柳娘】曲牌板式发展规律。

凌刻臞仙本《琵琶记》考述

在《琵琶记》众多的版本中,凌刻臞仙本不仅在版本的形式上具有特色,即朱墨套印,有朱批,而且标明所翻刻的底本即"臞仙本",另在情节、曲调、念白等也与其他版本有着明显的区别。臞仙本的刊刻者当为自号"臞仙"的朱权,而臞仙本所依据的底本,其刊刻时间必定早于弘治年间。臞仙本与"元传奇《蔡伯喈》"、陆钞本同属古本系统,而与时本差异较大。故臞仙本与时本的关系,也是源与流关系。

《方氏墨谱》:晚明徽派版画的筑基者

万历十七年(1589)出版的《方氏墨谱》对塑造徽州版画的新风格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画家丁云鹏和黄氏优秀刻工的合作,创造了一种精细优美的新风格,并通过《养正图解》和《元本出像琵琶记》的刊行进入以戏曲、小说为主的通俗版画领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面貌,开辟了晚明版画史上的徽派版画时代。

高明与刘基之交往及心态述考

高明《琵琶记》系从宋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改变了谴责婚变负心主题,将家庭的不幸归结于追求功名所致,将历史人物蔡邕被董卓逼迫为官而导致身败名裂的境遇潜含于剧中,且有高明自身仕宦经历的投射。高明与友人刘基均为进士出身,在至正年间剿灭方国珍叛乱时,主张惩首恶而赦余众,但不被当局理解,且横遭忌恶,两人最后对时局彻底失望,选择了不合作的态度。这在《琵琶记》里留下了痕迹,对于了解元末知识阶层的出、处、进、退有其特殊的意义。

《琵琶记》中是非问句的类型与特点

《琵琶记》中是非问句根据疑问程度可分为询问句、测度问句、反诘问句三类。是非询问句大多数使用疑问标记,即疑问语气词"么"、"那"、"乎",其中近代汉语新兴的"么"用频最高。是非测度问句只使用近代汉语新兴的测度疑问副词"莫是"、"莫不"、"莫不是"、"敢"、"敢是",句末不使用疑问语气词"么"。是非反诘问句大多数使用疑问标记,即近代汉语新兴的反诘副词"终不然"、"难道"及古已有之的反诘副词"岂"、"可"。《琵琶记》中还有一类特殊的是非问句,属于句式糅合现象,其是由是非询问句与否定陈述句糅合而成的。

论明人王骥德的《琵琶记》批评

王骥德是晚明重要的戏曲理论家,他对"南戏之祖"《琵琶记》的批评涉及命意戏曲语言以及审美效果等方面,对中国古典戏曲史上若干重大命题如"风化"、"本色"、"动人"等都有所阐发,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文情·文事·文法:毛声山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三维理论建构

清初毛声山批点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是明代以还《琵琶记》评点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毛声山从文情、文事、文法三维角度建构起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戏曲评点理论体系:"文情"的多层次性揭示了评点中情感与形式之间的张力,"文事"探讨了历史与文学虚构的原则把握问题,"文法"是毛声山艺术经验的理论总结,从而为今天建设民族特色戏曲理论提供经典借鉴。

“高尚且真诚的目标”——20世纪中叶美国改编版《琵琶记》(《琵琶歌》)之成形与剧评

《琵琶记》的美国改编版《琵琶歌》(Lute Song)于1946年在百老汇首演。《琵琶歌》的成形与媒体接受过程所历经的成功与问题,为中国传统戏剧在美国(或全西方)传播所遭遇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早期实例。《琵琶歌》形成过程中受到美国华人粤剧和欧洲汉学的影响。出于反映当年西方对中国的幻想,《琵琶歌》试图把中国文本搬上百老汇舞台,在当时算是一个里程碑。虽然如此,美国媒体的反应比较迷惑,抱怨戏太慢,剧种不明确,他们所赞美的主要是布景设计,但认为在没有专业戏曲演员的状况下,演出效果一般,演出沦为徒具异国情调的形式。《琵琶歌》的策略及媒体不一致的反应,反映着当今跨文化戏剧仍然关心的议题。

一部惨烈的中国式家族奋斗史——《琵琶记》思想内涵新论

《琵琶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名作,描写了封建社会时期蔡氏家族在努力摆脱平民阶层、晋升精英阶层的艰难历程中,每位成员为了这一宏大目标都付出的沉重代价。蔡公蔡婆是最高指挥者,同时也是最大牺牲者;蔡伯喈是核心实施者,也是陷入两难境地的最大纠结者;赵五娘是最大受难者,更是最大得益者;牛小姐是既得利益维护者,也是新获利益的最大助力者。他们齐心协力,终得门楣光耀,为追求"风化体",共同演绎了一部惨烈的中国式家族奋斗史,也正是在这样的家族组团奋斗模式中,构成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

太仓对昆曲的贡献——论王世贞的曲学著述和传奇创作

在昆曲问世之初,太仓王世贞以其曲学论著《曲藻》和传奇《鸣凤记》为昆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曲藻》涉及了与昆剧相关的诸多重大论题,开了昆剧理论批评的先河。《鸣凤记》选择了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事件为题材,以真人真事入戏,表现了剧作者全新的创作观念,开创了“时政传奇”也即昆剧“现代戏”的新门类。

论《续琵琶》中的文姬形象

《续琵琶》是曹寅的一部传奇剧作,以汉末战乱为背景,围绕东汉时期蔡邕父女两代人修复汉史一事展开,着重刻画了曹操、蔡邕、文姬三个人物。其中,文姬作为一代才女,作者将其塑造为一位坚毅、隐忍、孝顺的女性形象,这些品质在一般女性身上也常常见到,但因特殊的经历和使命,在文姬的身上,又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明清戏剧序跋中的“风”与“雅”

以《西厢记》《琵琶记》为例,以明清两代戏剧序跋中将这两部作品并称为《风》《雅》这一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梳理这一现象的发展历程。相较于《琵琶记》得到广泛的认同,《西厢记》的评价则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结合时代背景,分析《西厢记》评价分化的深层次原因。

《琵琶记》的二重性再探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被誉为“传奇之祖”,且在明清时期受到广泛的推崇,究其原因,是《琵琶记》宣扬了“子孝与妻贤”的封建礼教。在《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中高明就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即“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和“只看子孝与妻贤”。然而,高明在宣扬封建礼教的同时,也对封建社会有所批判;在塑造“全忠全孝”的蔡伯喈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物的悲剧性;还有“忠”与“孝”的矛盾,“理”与“情”的冲突。《琵琶记》在这几方面表现出了二重性。

雅致之外的追逐——由环翠堂稀见刻书揆度汪廷讷的矛盾人生

徽州书坊环翠堂以其精工细刻和插图优美的刻书而著称,但同时也存在一批"非典型"的稀见刻书,如《苏长公外纪》《全一道人劝惩故事》《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袁了凡先生释义琵琶记》等。它们并不出名,有的甚至质量低下,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但却反映了书坊主人汪廷讷在尚雅之外才学不济、热衷名利的一面,这与其努力营建的文士形象南辕北撤,二者的冲突也使其人生充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