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风的本草溯源

目的正本清源、理清混乱,为防风的资源开发、质量控制、临床使用等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查阅大量古今文献著作,对中药防风的药名、基原、产地等进行考证。结果防风之名最早见于汉代《神农本草经》,各类医药典籍中防风的异名已有三十余个,发展至今,异名大多已不作使用;防风及其习用品基原植物为伞形科防风属、前胡属等7个属、11种;防风古今产地由南向北、由关内迁移至关外,今黑龙江为其道地产区;防风的加工炮制法多为切制,部分地区有炒制、制炭、蜜炙等方法,而麸炒、童便制、酒炒等方法已较少应用。结论防风的本草学研究可为防风的现代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甘草的本草溯源

甘草隶属豆科甘草属,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其干燥根及根茎入药,是中医方剂和临床上应用最多的中药品种,素有“国老”的美誉。甘草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历代本草著作几乎都有记载,然而由于各个朝代对中药的认知水平不一,其对甘草的阐述亦各有发挥,不尽相同。为正本清源,澄清混乱,对甘草的实名、基原、产地等进行了详尽考证,以期如实、全面地反映甘草的沿革。

唐蕃古道新探——《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大道康藏段地名与路线考

日本学者佐藤长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路线中段黄河源至拉萨的走向为玉树至唐古拉山口藏北路线,然而国内考古学界在这一线段没有发现吐蕃时期遗迹,这就与目前在康藏地区陆续发现丰富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遗迹这一事实产生冲突。结合清末美国藏学家柔克义考察文献中新见康藏地名资料以及对清代康藏地理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新唐书·地理志》黄河源至拉萨方向的根本走向进行重新考证就显得十分必要。经再考这一路线应该是:黄河源-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甘孜县-理塘县-巴塘县-昌都察雅县香堆镇-八宿县郭庆乡-洛隆县马利镇(嘉玉桥)-洛隆县康沙镇。由此结果进一步发现,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多弥国国都就在甘孜,元明时期形成的朵堆、多康、安多地理概念皆为这一地区地名吐蕃化的结果,唐蕃古道上的苏毗国与白兰国的位置依据多弥国位置的研究结果可定为今理塘与阿坝马尔康。

《大清会典》、《蒙古游牧记》喀尔喀地名误读考辨

清朝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绘制出多幅各级行政建置的地图。清代盟旗游牧地图,乃其中之一。在清代盟旗游牧地图的基础上清朝会典馆组织人员编写《大清会典》,其《疆理卷》载有较为详细的蒙古各盟旗游牧地。张穆《蒙古游牧记》吸收其成果,第一次尝试以内地郡县为例,撰写外藩蒙古行政建置——盟旗的历史地理。该著作为蒙古历史地理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边疆史地研究留下了光辉篇章。但由于《会典》的作者群和《蒙古游牧记》作者生活年代、历史背景、语言功底等诸因素所限,该两部文献所记载的地名解读、游牧地方位界定、方向辨认以及历史考证方面犯有不少讹误。本文试图以《蒙古游牧图》(以下简称为《图》)等各种古地图、历史地图、现代地图为据,对喀尔喀4盟86旗的数千条地名进行研究考察,对其讹误地名进行归类和纠正。

满语地名研究方法谈

时间的推移 ,活动地域的变迁 ,社会成员民族成分比例的改变等一系列变化 ,反映到语言上 ,就造成了满语地名语音上的复杂性。在满语地名考释研究中 ,不但要注意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 ,还要考虑到满语语音的历时、共时变化 ,以及地名流传中各种因素对语音的影响。只有全面、充分考虑到内部与外界因素对地名的作用 ,并在考释研究中采取文献考证、调查分析、逻辑推理等各种有效方法的综合运用 ,才能在恢复地名历史原貌的工作中取得积极进展 。

《湘君》《湘夫人》性别的识别和屈原的行踪

荆是楚人祖先熊鬻子在西周时期的封地,位于京畿,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子在荆楚,因此楚地成为西周王化之地。洞庭山脉经过楚,因此楚有洞庭和沅湘等水名,秦朝设长沙郡,楚这些地名随之南下使用,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湖南地名当初实际上在湖北和河南境内。换言之,屈原可能从没有到过湖南。最早著述接近这个结论的是钱穆,但是钱穆没有见到出土文献,因此论述显得有些单薄。二湘为大禹时代的古乐九歌的一部分,篇名如同后代的乐府题名,不能坐实考察,君更不能看成女性。屈原在改定二湘时表述中结合了自己的身世情怀,因此其中的君指国君或者国君使者,而余、吾皆指自己。二湘记录的是屈原等待出国使者和见到出国使者回朝的情景。

广东地名特点及其考证

本文研究了广东地名的特点,对部分地名进行了考证。阐述了地名产生和发展,以及地名信息在人们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区域地名考证对经济和政治具有深远的意义。

紫草茸的本草考证

紫草茸存在古今名物不一致、基原混淆不清等问题。本文以医学史的视角,采用文献学的方法,查阅史志书籍、档案史料及历代本草方书等资料,考察紫草茸历史上的名称、基原、产地及运用情况。名称方面,根据性状特征、音转,紫草茸有“紫矿”“紫胶”“紫”“勒佉”“禄其”等多种别名。基原方面,随着人们对紫草茸的认识增加,其在本草古籍里的记载存在从玉石部到木部再到虫部的转变经过。《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分册规定,紫草茸为胶蚧科动物紫胶虫Laccifer lacca Kerr.的雌体寄生于豆科檀属Dalbergia L.f.和梧桐科火绳树属Eriolaenea DC.等为主的多种植物树干上所分泌的胶质物。产地方面,紫草茸国内外均有产,国内主产于云南和西藏等地。运用方面,紫草茸可用来做染料、胭脂和胶剂,可治疗金创、妇人带下、小儿痘疮等。《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分册规定,紫草茸具有解毒、止血、活血化瘀的功效,用于血痨热、肿毒恶疮、瘀血不化。本文通过对紫草茸的系统考证,以期为其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文献依据和理论支撑。

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石柱”地名考

民族地区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部分地名具有深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树立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得名于北宋时期记载民族盟誓所建造的"天圣石柱"和"咸平石柱",是民族平等团结的活化石,其所承载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及和谐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基石,维护了石柱自治县民族关系长期的稳定,对促进武陵山区土家族地区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民族地区宝贵的精神财富。

“玉环”地名由来考辨

魏晋南北朝以来,玉环曾用地肺山、木溜屿、玉溜山、中界山、榴屿等为地名。梳理《周氏冥通记》《太平寰宇记》《弘治温州府志》等古籍文献,结合《真诰》及宋代诗人王十朋的相关记载考辨,发现“玉环”之名系“玉溜山”在五代十国(吴越国)时为避钱镠讳改名而来。“玉溜山”中的“溜”字,指的是方溜室;“玉环山”中的“环”字,指的是环堵、圜堂。它们都是一种道教建筑的名称,其演变有规律可循。

是蒸川,还是燕川

济源在唐初曾有一个仅设立了两年就撤销的县,新旧唐书上记载的是"蒸川",而地方志中记载的多是"燕川"。史书在长期传钞中难免有误,而地方志在本地区有其详尽性和精准性。而文学作品的记载更有其参考价值。韩愈、文彦博、乾隆等的诗作都记载的是"燕川",有高度的一致性。

东北亚丝绸之路金上京研究综述

金上京作为东北亚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近年来在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界对金上京城的研究厚积薄发,成果宏富,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的奠定期、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开拓期这一阶段的金上京研究成果,从遗址文物考证、地名等历史地理考证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进行了完整而全面的学术史回顾,为研究金上京在东北亚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等新议题提供了有益的史料借鉴。

经典名方中鸦胆子的本草考证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典籍及现代文献资料,笔者对鸦胆子的名称、基原、产地、采收加工、炮制、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禁忌毒性等进行本草考证,梳理其古今药用沿革,为含鸦胆子药材的经典名方开发提供参考依据。经考证可知,鸦胆子自清代始入本草,历代本草多以“鸦胆子”为正名,另有老鸦胆、苦参子、鸦蛋子等别名。鸦胆子主流基原为苦木科鸦胆子属植物鸦胆子Brucea javanica;药用部位为果实,采收期为每年阴历8—10月,果实成熟即可采收。鸦胆子最早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一带,随着时代变迁,逐步扩大至我国南方等地均有产。鸦胆子的传统炮制方式以去壳取仁,作霜捶去油为主。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其炮制方法为除去果壳及杂质。基于考证结果,建议开发包含鸦胆子的经典名方时,选取鸦胆子B.javanica的干燥成熟果实入药,原方未明确注明炮制要求的可以选用生品。

“红字碑”相关地名考证

“红字碑”又名“明溪新寨题名记”,这处摩崖石刻记录了北宋仁宗时期宋廷与湘西彭氏之间发生战事的简略过程,并题录了参与战事的相关人名。本文通过考证石刻铭文中的下溪州、落鹤寨、石马崖、喏溪、明溪等若干地名,疏理了战事展开的地域空间,以及北宋前期生界与省地之间的疆界变迁。

“嘉绒”地名考释

原始苯教的年神信仰和穆氏东迁嘉绒的历史营造了穆尔多神山信仰的社会历史基础,以穆尔多神山为中心地理坐标,以大小金川为文化核心区域,由斯贝嘉姆保佑的炎热的峡谷“嘉姆擦瓦绒”即“嘉绒”的地理概念大约在7世纪甚至可能更早的时期已经形成。“嘉绒”在7世纪被汉文史籍音译为“嘉良”最早出现在《隋书》中。“东方嘉姆绒”的概念,在10世纪被直译为“东女国”出现在《旧唐书》中。藏文文献对“嘉绒”这个地名的记载晚于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于12世纪才第一次记述了“嘉姆擦瓦绒”,13世纪第一次将“东方嘉姆绒”载入史册。因为不仅藏文产生年代比汉文晚很多,而且在长期秉持扬佛抑苯政策的吐蕃王室以及后弘期不同的佛教地方政权主导下,以“佛教源流”为历史文献主要范式的藏族历史学完全依附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历史,盛行苯教的嘉绒地方从来没有进入到主流的藏传佛教历史学家们的视野。从15世纪宗喀巴大师的高足擦阔·阿旺扎巴被派到安多地区建寺和传教,嘉绒才开始受到卫藏佛教上层势力的关注。“嘉绒”地名的内涵及其所表现的地缘结构的最后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提醒我们,在任何学术研究中关注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