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戏题诗论略

戏题诗源于六朝,至唐宋得到丰富与发展。戏题诗之"戏",其本旨除了戏谑嘲调或游戏为诗以外,还可以是一种"遁言"与"放言"相结合的表达策略。诗人们以"戏"来婉转其意,获得戏言免罪的表达效果;同时又可以放言其意,表达自己的奇思妙想乃至狂言妄论。在看似简单的戏谑嘲调中,包蕴着由戏谑、调笑、讽刺及自嘲所造成的不同内涵与功能。

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

唐朝地名学在３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１）地名学规律的总结与运用，包括“因水为名”命名原则的最终完善、“因原而名”等原则的首次提出等；（２）地名渊源解释丰富，仅《元和郡县志》一书就达２４类、９３１处；（３）开展地名“标准化”运动，贞观年间州县省并缓解了唐初的地名混乱状况，开元十三年（７２５年）更改州名提出了整理地名的基本原则“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而天宝元年（７４２年）更改天下１１０处县名，使同名县大大减少，大部分县名变得通俗易懂、易写易记。唐代地名学之成就，既是承袭汉魏以来传统地名学并向前发展，又是学术本身发展的产物，还与统治者的重视有关。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导言

地域文化与唐代文学现有研究成果的切入点分别表现为占籍、隶属阶层、南北划分、文人的移动路线(交通)、诗人群体流派和文化景观。新的研究则以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地点为联系,改变过去文史结合过程中文史分论或重史弱文的表述结构,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

论古诗地名使用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唐诗中的“清湘”与“清淮”为中心

古诗地名种类繁多,使用因人而异,因诗歌的题材、体式、创作目的而异。尽管情况复杂,但在使用上有其基本规律,那就是分为写实和虚拟两种情况。在写实层面,用的多为自然地名,或是经文人改写的文学化表述,同一性要大于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如实书写正名,取其本义,纪实为主,是出于文学作品必须客观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与史家修史的用法相同。虚拟部分则为人文地名,差异性要大于同一性,一般只取其象征意蕴,以某个区域代表性的山脉河流为代表。这样的地名沉淀了当地的历史,蕴含地域文化传统,是区域文化和文学的语义符号。虽属泛咏,意义较虚,但抒情写志的功能强大,甚至具有意象特征和审美功能,能够召唤艺术想象,激发审美效应,意境鲜明,更应关注。上述特点,在唐诗中的清湘和清淮上有鲜明的表现。经由唐诗中的清湘和清淮这两个地名,可以清楚地看出古诗地名运用上的这两个基本规律。

再论唐诗地名的使用艺术

唐诗的富于情味,与诗人艺术地使用地名有关。唐诗优秀作品中的地名,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密切相关,是作者艺术构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或用于开拓诗境,壮大气象;或用来暗寓行踪;或借地名中包含的历史故事、风俗习惯、神话传说来丰满形象,深化情感;或寓人于地,委婉寄情;或借用地名字面上的光感、色感、形态感,与作者的情绪相互辉映。

唐代迁谪诗文述略

唐代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众多诗人所创作的“迁谪诗文” ,是唐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迁谪诗文颇能体现出迁谪文学的本质特点 ,对后世的迁谪文学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朝送别诗常用地名及文化意义

中国古典送别诗中,一些富有深刻文化底蕴的地名词出现频率非常高,梳理六朝送别诗,方山、北亭、征虏亭、中兴堂、新渚、新亭、后渚、乐游苑、领军府、何山、竹亭、乌亭、新林、建兴苑等都是经常入诗的地名词,结合历史地理资料,考察这些地名词的历史文化意蕴,以史证诗,能总结出六朝送别诗地名词运用规律,以诗证史,又能够寻绎六朝送别活动的某些习惯。

唐诗中地名的使用问题

在诗中大量使用地名是唐诗的一个显著特点,然而在欣赏唐诗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发现某些诗中所述事件与其使用的地名不相符的现象。其实,这正反映了唐诗在地名使用上的一些特点,主要可以归纳为实指、虚指和泛指等几种情况。因此,在欣赏唐诗时,只有结合对诗人生平的考证、对历史和地理知识的学习,才能正确地把握诗意。

《新唐书》地名校误

《新唐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基本史料。由于史官及后世传抄者的疏漏,该书存在不少错讹之处。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校正错误地名六则。

新补《全唐诗》172首:《蓬莱山西灶还丹歌》再考述

本文通过对《道藏》辑录的《蓬莱山西灶还丹歌》一书中所载地名的考述,推断其成书于公元757—763年,或公元861年前后至873年之间,由此断定此书所载172首歌诀全部当为唐五代时期作品,并将这些歌诀辑出,以补《全唐诗》与《全唐诗补编》等未收之缺憾。

“以汉喻唐”折射的功业理想——以盛唐边塞诗中的汉时国名、王名为例

唐诗中的"以汉喻唐"现象在各类题材的诗歌中均有表现,而以边塞诗尤为突出。通过翻检盛唐边塞诗,发现诗中频繁出现汉时国名、王名,究其原因,是唐诗人想通过对敌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成功征讨来实现其建立边功的功业理想。

唐宋时期风土组诗的兴起与演变

风土组诗随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繁荣而产生,因唐宋社会变迁而呈现一些重要趋势:第一,唐代风土组诗存在略具总题而无分题及景观、行程交错混陈或散题吟咏现象,至北宋形式更加规整,写作模式逐渐定型并出现大量百咏组诗。第二,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促使晚唐五代风土组诗吟咏重心从北方转至南方,宋代南方景观书写成为主流的同时也呈现向中原风土书写回流的趋势。第三,唐宋之际风土组诗因与“唱和的时间和空间都打破了”的酬唱诗歌结盟而逐次放松空间限制,异居别处、无缘目睹实景的诗人出于酬唱需要而虚写风土景观,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创作力量。

唐大曲以地为名现象研究

唐大曲的曲名隐含着中古时期的文治、武功、礼俗、宗教、物情,其中以地名为曲名的现象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乐曲命名习惯,此类大曲多与胡乐、佛教有紧密关系。从宫廷的多部伎中管弦类的代表西凉伎和鼓舞类的代表龟兹伎等到教坊和民间大曲的“边地新声”“新俗乐”,这些大曲在曲式上传承了南北朝清商大曲的传统结构,在乐队编制上加入了大量西域乐器,在调式上采用了源自印度七调的燕乐二十八调,从而完成了多民族艺术的融合。唐末之后大曲多用变奏提升表现力,曲名逐渐曲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