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y-Cold Climate of the Qijia Arche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ankou of the Loess Plateau along the Silk Road Since the Neolithic Period

Objective Large numbers of archeological relics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all tributari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early humans tended to reside along the river valleys, and developed small but characteristically decentralized ancient valley culture.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agri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moderate

藏北环纳木错湖区岩画遗存的时代分析

文章是2021年“环纳木错湖泊区科学考察队”对西藏纳木错及藏北高海拔湖区岩画考古调查的年代学研究报告。文章对纳木错扎西岛、尼玛县加林山和夏桑三处具有代表性的岩画遗存进行了包括U-Th与C14测年技术在内的考古学综合分析,认为纳木错等藏北内陆湖泊地区两种技术(琢刻、涂绘)制作的岩画其时代是基本平行共存的,该区域大量岩画制作于距今2000年前后至7~9世纪的吐蕃时期,U-Th与C14测年数据还显示其中涂绘岩画的制作可能早到距今2200年或更早。对岩画遗存形式的分析表明,纳木错扎西岛至少在公元7~9世纪,已是藏北神祇崇拜及宗教信仰的重要场所,而不同文化因素的岩画显示出古代西藏积极参与“高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即古代西藏与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青海都兰吐蕃瓣窠含绶鸟织锦装饰风格新探

青海都兰地区曾出土一批以瓣窠作为骨架的中亚织锦,独特的图案骨架风格受到吐蕃统治阶级的推崇。以瓣窠作为骨架的中亚织锦在国内外均有遗存,但青海都兰地区出土的瓣窠骨架较之不同,其吸收了唐代宝相花中“云曲瓣”的瓣形和“花叶相叠”的构图形式,是带有中原本土文化色彩的瓣窠中亚锦。然究其原因,青海地区的瓣窠新样除了受唐花卉图案的影响外,还应与吐蕃信仰和佛教弘传有关,这朵外来之花来到高原殿堂成为一朵佛教圣花——莲花。这一形象的转变不仅见证了吐蕃、中亚诸国、唐王朝三方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更体现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与活跃度。

汉晋时期藏西“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历史意义

由于文献缺载,以往对"高原丝绸之路"的认识大多始于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之后。近年来在西藏考古新发现表明,实际上早在汉晋时期,西藏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与中亚和西域新疆一带文化交流密切的区域,当地已经出现了具有高度复杂化特点的社会组织形态,并且有能力积极参与到这一区域之外频繁的商业贸易、文化交往等活动当中。这些证据还表明,早在汉晋时期,从西藏高原通往西域、南亚等地的"高原丝绸之路"已经初步开通,在吐蕃时期被纳入到更为广阔的对外交流网络之中,成为吐蕃出入中亚、南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在物质交流、宗教传播、人员往来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其历史意义极为重大,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高原丝绸之路”路网结构的考古学构建与文化内涵

考古发现证明汉晋时期"高原丝绸之路"已正式开通,汉唐时期的"高原丝绸之路"经历了初创、形成、繁荣三个发展阶段。在早期通道基础上,汉晋时期形成了东、南、北三条通道;唐代吐蕃时期形成了东、西、南、北四条通道,"高原丝绸之路"的路网结构全面形成,影响至今。在"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创、形成阶段,西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以物质文化交流为主,精神文化交流为辅,文化交流的层次较低;在"高原丝绸之路"的繁荣阶段,西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文化交流的层次提高。

青藏高原游牧文化的特征及其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青藏高原上藏族及其先民的文化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游牧文化,从吐蕃时期开始,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农牧分营"型的游牧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对于中原农耕民族农产品的依赖。在历史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没有出现骤兴骤衰的现象,他们东向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就是游牧民族对草原和商业贸易的需求。正是由于青藏高原游牧文化的这些基本特征,使得这里的游牧民族对历史上丝绸之路,特别是对西南丝绸之路的长期控制和经营十分重视,也就使得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一直持续到了近现代。

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吐蕃金银器是吐蕃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金银器,成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吐蕃金银器的一个重要标尺,从而可以将过去流传于世的一批金银器的来源、真伪、研究价值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廓清,对于其种类与功能、制作工艺、社会历史背景、从中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产生出新的认识,并且展示出这一研究领域宏大的学术空间。

高原丝绸之路吐蕃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考古史实与藏汉文献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吐蕃之前乃至上古时期高原丝绸之路已经存在。高原丝绸之路连接了吐蕃体育文化交流的通道,吐蕃在与中原地区和周邻地区的文化交融发展过程中,不仅凝结形成了古代吐蕃文明,也推进了吐蕃体育文化向多样化发展,且有着显著的古丝绸之路特征。研究高原丝绸之路上吐蕃体育文化交流,对挖掘高原丝绸之路体育文化遗产,拓展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影响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升西藏文化软实力,均具有积极意义。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历代草原丝绸之路

本文指出了传统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含义与联系,重点分析了鄂尔多斯高原历代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况和路线,包括青铜之路、汉代草原丝绸之路、唐代草原丝绸之路、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道和走西口的形成、分布与走向、路线,从而凸显了鄂尔多斯高原在欧亚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从高原华服到以衣现礼:西藏西部壁画中宣舞服制与历史意蕴

古格宫廷礼乐宣舞的表演场景被绘制在古格故城红、白殿等最为庄严的佛殿之中,在西藏西部诸多壁画题材中独树一帜,深入解读相关图像可为史载稀缺的古格王国社会和高原丝路研究提供重要信息。除古格故城遗址之外,相关图像另在达巴遗址以及拉达克地区的当嘎寺和宛喇寺中均有发现。宣舞服饰吸收融合了本土、中原以及中亚等多元文化因子,涉及首服、身衣、足服与佩饰等西藏西部古代贵族礼服构成,其服用场景折射出古格王国礼制宏阔以及古代阿里三围多元文化交融之盛况。本文根据壁画材料,运用图像学方法溯古源今,力图揭示壁画中宣舞服制及其以衣现礼的历史意蕴。

高原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汉藏艺术交流——以噶玛嘎孜唐卡为例

唐卡是藏族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重发展的产物,是汉藏艺术交流互鉴的结晶,也是汉藏两个民族在高原丝绸之路密切交往的重要见证。从高原丝绸之路的视角出发,以噶玛嘎孜唐卡为例,对汉藏艺术的交流和互鉴展开讨论,可以发现汉地绘画艺术对噶玛嘎孜唐卡的影响主要以绘画技法和绘画风格为主,而噶玛嘎孜唐卡对汉地的影响则体现在艺术和文化两个方面。关注高原丝绸之路上的汉藏艺术交流,对推进“一带一路”上的民族交流史、艺术发展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课题均有重要意义。

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路线——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复原

小勃律是唐朝遏制吐蕃向西域扩张之要地,在开元年间被吐蕃控制。天宝六载,唐玄宗令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基于实地考察和史料分析,可以复原此次远征的路线:远征军从安西出发,行经疏勒,向西南进入了唐代丝绸之路的干道剑末谷,随后翻越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到达葱岭守捉,又继续西行,经播密川远距离绕行至唐附属国五识匿,后兵分3路,取道北谷、赤佛堂路以及护密国,会师攻克吐蕃占据的连云堡,然后南下翻越坦驹岭,攻克小勃律首都孽多城,经赤佛堂路返回连云堡,再次取道播密川凯旋。远征军巧妙利用了丝绸之路的传统路线,克服了高原补给困难和水文环境的严峻挑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地位,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军事地理资料。

从考古发现再论西藏西部吐蕃时代的对外交通路线

西藏西部是吐蕃时代重要的交通要地。文章基于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噶尔县的考古发现,认为经过史前时代、象雄时代的多年经营,在这个区域也形成了吐蕃通往中亚、南亚和西域的若干重要交通路线。这些路线所构织成的交通路网是高原丝绸之路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来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近年在这个地区新的考古发现,有可能使得其中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交通路线被加以确认,从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拓展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因此,这一路网对促进西藏西部地区与祖国内地、西域,以及中亚、南亚的交流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重要的历史功绩。

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

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其中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六大考古发现"的青海省海西州泉沟一号墓和因都兰"3·15"盗掘古墓葬案而启动发掘的青海省都兰热水血渭2018年一号墓两处吐蕃时代墓葬最为引人注目。这两处墓地同时也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考古"重大发现。本文对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加以评述,揭示其对于我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两处墓地的主要发现表现在墓葬的地面墓园布局、墓葬结构与形制、壁画墓和漆棺的出土以及黄金制作的冠饰、镶嵌绿松石的鋬指杯等遗物的出土等关键性要素上,从中可以观察到吐蕃丧葬制度和习俗在青海地区的流行与变迁,也反映出多民族文化融合、丝绸之路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线索,为吐蕃时代考古与吐蕃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宋僧继业西行归国路经“吉隆道”考

宋人范成大在其《吴船录》中,引用了蜀地高僧继业西行天竺的巡记。其中关于继业归国时的路线,涉及唐代新开辟的经过吐蕃西南的高原丝绸之路重要干线"吉隆道",但过去的研究对此语焉不详,且有所误解。根据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资料,可以证明继业此行的归国路线的确利用了蕃尼古道中的"吉隆道",是从藏地回国,再经吐蕃腹地回到国内,最后抵达唐代益州的佛教名山峨眉山。由此表明,唐代所开通的这条中印交通路线至宋代仍在发挥作用,并非某些文献记载所称的到唐代中后期已经关闭,从中也反映出宋代汉藏关系的一些新动向。

从青藏高原新出土吐蕃墓葬看多民族的交流融合

近年来青藏高原不断考古出土新的吐蕃时期墓葬,它们等级不同、形制各异,但却体现出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章主要对青藏高原新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墓葬,以及墓葬制度、习俗等加以分析。从中可以窥见青藏高原本土的文化因素和来自中原、河西地区的文化因素相互交织融合,体现出7—9世纪生活在这里的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若干历史片断,为认识吐蕃时代的墓葬制度与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与古国风俗考——时代背景与考古新证

喜马拉雅丝绸之路(唐代丝绸之路“东道”)的开启是以一系列高原王国(吐谷浑、吐蕃、泥婆罗、大羊同)之间、高原王国与唐王朝之间的和亲为背景展开的。王玄策官方使团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往返印度,并对高原王国大羊同、小羊同有了深入的了解。穆斯塘萨木宗墓地和浪卡子县汉晋墓葬的发掘提供了研究大羊同和小羊同丧葬习俗、文化交流的实物材料。唐代丝绸之路“东道”的凿通对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喜马拉雅地区仅通过西藏西部与新疆南部的丝绸之路进行“物”交换的局面,贯通高原南北,成为连接中原与印度的主动脉,并成为官方使团经过的重要通道,实现了“人”的直接交流。

伊朗黄土高原表土磁性特征与古气候指示意义

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现代过程研究越来越成为定量重建工作的先决前提,而由于如黄土等气候记录载体沉积分布的全球性与沉积环境的多样性,更需要就具体的研究区进行有针对性的现代过程工作以最大程度地保证重建工作的可靠性。西起地中海、东至帕米尔的广大区域是丝路文明演化的关键地区,其过去气候变化也是了解北半球中纬度气候演化与机制的重要拼图。本研究即采集位于该区之里海东南缘的伊朗黄土沉积区域的现代表土,并联系气候要素考察其磁性特征的空间变化。结果显示主要分布于冬春季节的年均降水其变化控制了亚铁磁性矿物的空间分异,包括次生超细颗粒含量变化与磁赤铁矿化程度,典型的磁学参数如百分频率磁化率值的变化可以定量记录年均降水值的变化。结合相关关系函数,可以为该区过去降水变化的定量重建提供准备并为进一步理解区域气候系统演化与机制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