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视阈下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规制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是兼具实体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制度,要实现制度的预期规制价值,亟需强化实体法供给支撑。司法解释性文件对认罪认罚的程序应用进行了系统规范,但在认罪认罚的实践类型和案件轻重未充分理清的情况下,既有的从宽规制过于原则和灵活,重罪案件如何实现从宽处罚的制度激励更是面临考验。刑法评价领域,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自首的内在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重叠评价问题亟需明确。要破解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规制供给不足问题,需在理清认罪认罚实践类型与案件类型的基础上,立足于刑法裁量中从宽处罚的阶梯设置,结合不同类型认罪认罚背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矫正必要性,做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相应规定。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的阻滞与纾困——以司法衔接为视角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新生事物,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与反腐败工作原则相一致,体现着与司法机关配合、制约的外在要求,具有帮助职务犯罪被调查人改过自新、提高反腐败工作效率的重大意义。通过对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建议适用的罪名并不广泛、适用率仍然偏低。同时,在与司法衔接的过程中,从宽处罚建议在提出的类型和移送的形式上还不够规范,司法机关的回应也不够充分,与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还存在障碍。据此,必须进一步规范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类型和移送形式,加强司法机关对建议的回应并促进这一建议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从而确保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

法庭调查模式的逻辑与反思——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实现我国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枢纽。目前,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仅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三条路径。而法庭调查作为审判程序的核心阶段,直接体现审判程序繁简的关键环节,必将因此受到影响。首先,公正基础上效率观以及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刑事诉讼法庭调查模式的核心价值导向;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四个核心构成要素,即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前提下的自愿性、控辩合意的利益交换、追诉主体扩张的裁量权、诚信理念是该制度运行影响法庭调查模式的内在逻辑;最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法庭调查内部各环节保留与简化存在问题,认罪因素与认罚因素的介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刑事案件庭审流程具有再简化的可能性。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认赔”的刑事法律效用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认赔的刑事法律效用研究,可以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刑事司法制度衔接提供新的切入点。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相对独立性和辩证关系,是认赔刑事从宽效用的突破口。通过建立认赔从宽共识以充分发挥认赔的刑事法律效用,可反向促进赔偿义务人积极承担赔偿责任,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运作机制。在规范路径方面,赔偿义务人认赔从宽应当依托现有刑事法律体系,参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则理念,从认赔免于诉讼,认赔免于刑罚,认赔从轻、减轻处以刑罚三个方面细化刑事法律效用,明确赔偿义务人认赔的刑事法律效用边界,规范司法机关适用从宽情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适用的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亮点且为重点的内容。该制度自实施以来对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改变,如提升司法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但同时给法检职能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对被告人的权益带来了一定冲击,其弊端也逐渐显现。本文阐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与内涵,分析其利与弊,提出完善此制度实践应用的举措。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考量——以《刑事诉讼法》为契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成果。该制度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基础之上,强调控辩双方的平等协商,最终由法院根据协商的内容依法从宽处理。从理论上来看涉及到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内容,但主要探讨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探讨认罪认罚制度的理论基础上,合理界定认罪、认罚和从宽等概念含义;结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围绕认罪认罚制度中的适用范围、协商制度主体以及审理程序等内容展开相关论述。

美国辩诉交易程序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及其启示--以三起联邦典型辩诉交易案件为视角

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中被害人享有知情权、协商权以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尽管在立法上被害人权利规定已经比较完善,但辩诉交易实践表明,被害人权利仍易于遭受检方侵害,司法救济程序能够一定程度上保障被害人权利的最终实现,但也存在救济不力的情形,法官有时也缺乏启动救济程序的动力。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制度与实践对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有有益的启示,也有可引为鉴戒之处。应当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制度规范,赋予被害人知情权,为增强被害人意见的刚性,宜赋予其量刑建议权,同时建构被害人获得司法救济的程序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法回应

从刑法角度看,认罪认罚是一种可以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酌定量刑情节。目前,司法机关对该情节的适用有三种模式,即与自首情节结合适用、与坦白情节结合适用和作为独立的酌定量刑情节适用。为了实现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衔接,一些学者主张将认罪认罚情节法定化,并赋予其更大的从宽处罚功能。但从刑法的稳定性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应然要求来看,这一立法举措既无必要性,也不具合理性。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法立法应当从整体层面作出回应,即通过完善总则中的量刑根据规定,使其能够同时涵盖影响罪行轻重和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从而作为基本量刑规范来全面地发挥作用。

美国辩诉交易中反悔后的救济问题研究及制度启示——基于对2018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分析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存在控辩双方就罪名量刑等达成一致后又反悔导致协议破裂的情况。被追诉人的反悔有两种,一是认罪后反悔并撤回认罪答辩,二是放弃上诉权后又反悔。控诉方的反悔有一种,即检察官反悔违约导致协议破裂。三种反悔行为都会对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对此,辩诉交易制度明确了较为完善成熟的救济方式,同时对协议破裂后的追诉不违反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进行了明确。这对加强我国认罪认罚后又反悔的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提供了启示。2018年刑事诉讼法虽经过再修改,但是对被告人的反悔权保障依然不够,下一步可探索速裁案件中的被告人可自愿放弃上诉权,当公诉方发生违约时进行程序性制裁。

碰撞与融合:民族习惯视野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推行在民族地区有一定的特殊性,认罪认罚从宽与民族习惯如何结合,如何在认罪认罚从宽司法运行过程中对民族习惯加以吸收和借鉴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事实上,传统民族习惯中认罪认罚从宽的精神在各民族中屡见不鲜,如布依族民族习惯和藏族民族习惯中都有相关的内容和做法。当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与民族习惯相遇的时候,民族习惯能够为认罪认罚从宽中的被害人赔偿提供现实参照。在从宽上,在认罪认罚从宽幅度内,对不违反民族习惯而违反国家法的行为可以适当增加从宽幅度,以促进结案效率。长老作为民族习惯适用中的重要角色,应该在认罪认罚从宽规范解释、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扮演助力角色。

审判阶段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探析

自2014年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在推动案件繁简分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缓解了试点地区"案多人少"的问题,但同时也暴露出速裁程序适用中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的核心即审判阶段入手,采取加强审前程序与速裁程序的衔接、规范速裁案件庭审方式,以及明确界定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等措施。

演化、反思与重塑:认罪认罚从宽改革视域中的审判机关角色

审判机关的角色,不仅是审判权和审判职能的具现化,也是审判工作开展的核心指引。通过对2016-2020年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指导文件和裁判文书的分析,审判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中出现了三类相互冲突的角色形态变化,严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与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角色设置的混乱与冲突、检察机关权能的强化以及制度建设的落后是此类状况出现的主要缘由。针对这一情形,应当以审判机关多元化角色形态的塑造为目标,平衡“配合检察工作”“回应公民诉求”与“捍卫司法公正”三类目标的需求。同时,依托诉讼关系的重构,健全审查机制,调整公诉工作模式,合理选择辩护策略,进而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办理、审判机关职能效用的发挥以及诉讼结构的合理调整探寻可取的路径。

监察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司法工作的适用衔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存在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存在于国家监察程序中。虽然在立法理念上二者存在共通之处,但是二者在适用上存在衔接断裂。一方面,两种不同程序中"认罪认罚"的内涵存在区别。另一方面,在监察程序中,被调查人欲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进行认罪认罚以外,还应具备其他四种情形之一。由于适用前提的不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不同程序之间进行衔接和转化时,难免会出现不协调之处。监察机关的认罪认罚从宽建议可能通过直接或者转化等方式对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影响,而这两种情况皆可能存在程序上的断裂性。因此,需要从明确认罪认罚内涵及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等方面着手,建立职务犯罪案件监察阶段与诉讼阶段认罪认罚制度的衔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诉讼程序从简问题研究

针对认罪认罚“程序从简”中存在的问题,从是否坚持证明标准、当事人权利如何保障、法庭审理对象、程序从简和量刑的关系四个方面出发,探讨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案件中,如何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司法改革的目的。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索

根据有关数据进行分析,“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罪十年来的数量整体上属于先降后升的态势,醉酒驾驶案件近几年来超越盗窃罪,高居全国刑事案件之首。面对有关学者关于取消“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建议,文章认为醉酒驾驶案件总量过大的原因是“入罪”缺乏明确统一的量刑标准和“出罪”路径受阻。国家应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立法层面应适度提高定罪门槛,对情节严重行为保持严惩态势。

作为犯罪治理方式的企业合规

企业合规如果与刑事追诉相结合,可以视为犯罪治理方式。其理念是直接追诉并强化个人刑事责任,以合规计划为条件暂缓或放弃追诉企业。从外在运行路径来看,它是一种协商治理模式,从内在原理上则体现了特殊预防理论。虽然我国刑事立法与实践中不乏企业合规的端倪,但远不成体系。立法者如果不进行系统化构建,会造成企业犯罪治理中的低能、无效甚至反法治现象。因此,需要重新评价与重构我国企业犯罪的法律和程序,构建以合规为导向的企业刑事责任体系,将合规计划融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附合规导向的证据法规则。企业合规正当发挥犯罪治理功能的前提是,合规计划自身必须有效,实施过程中必须体现司法公正。惟此,企业合规才会拥有司法的生命力,而不是止步于公司内部的一种治理方式。

刑事合规计划的内在特征及其借鉴思路

近年来,以刑事合规计划为核心的企业犯罪治理举措备受关注。发源于美国的刑事合规计划具有鲜明的认罪答辩性质。它本身具有五个方面的内在特征,即高昂成本、久耗时间、彻底合作、转嫁压力和巨额罚金。以上特征实际上限制了刑事合规计划的适用范围,也暴露了它的适用弊端。我国应当采取有限借鉴刑事合规计划的方案:第一,充分吸收刑事合规计划的鼓励企业主动预防违法犯罪的理念。第二,遵循二元路径,一方面,严格限制刑事合规计划的适用范围,原则上仅要求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或者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企业推行合规计划,并给予相应的从宽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其它涉嫌犯罪的企业,可以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方式进行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