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as No Leniency on Dru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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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轻罪时代刑事司法柔性治理

轻罪时代,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与我国当前犯罪态势逐渐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犯罪逐渐从以偏重事后惩罚威慑向注重事前预防、多方协同、深化诉源精准治理、多措并举的“治罪”与“治理”相结合的标本兼治观念转变。“依法有效治理犯罪与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是我国刑事司法治理的核心任务,实践中通过贯彻“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社区矫正”等制度,展现了犯罪治理的新思维与新作为,但也存在一些与刑事司法柔性治理要求相抵牾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与准确把握大量轻罪入刑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衡平问题,刑事司法就须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犯罪治理的根本价值遵循,并将“宽缓、审慎、谦抑”理念贯穿于犯罪治理的全过程。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

轻罪速裁程序的价值反思及制度重构

刑事速裁程序是实现轻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轻罪时代下的速裁程序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减少犯罪人这三重价值准则,力求推动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从宽。现行的速裁程序存在速裁不速、被追诉人诉前处遇不宽松、诉讼沟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应当促进轻罪速裁全流程的宽简化,引入刑拘直诉制度和专人专办制度以重塑公检法三大机关轻罪案件处理模式;通过加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说理实现被追诉人处遇的宽松化;探索法院快速审理、直接判决、裁量从宽的宽缓化工作模式。

平等权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值班律师“同案不同援”问题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彰显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念。法律援助作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更是在诉讼中实现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值班律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之一,其实践运行中“同案不同援”的问题显著,具体表现为值班律师个体能力参差、尽职程度差异明显以及诉讼权利受限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平等权保障。而且,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律师辩护全覆盖”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升法律帮助效果直接关涉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的公设辩护人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应推进值班律师队伍构成的一元化建设,提升与优化配置值班律师的津贴补助,同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的各项职责。

论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的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

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结果”“从宽因素“”从宽评价主体”等因素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从宽”的确定性问题需要特别予以关注和澄清。从法律文本来看,“从宽”具有不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即在区分主观层面(评价)与客观层面(结果)基础上,就主观层面的确定性而言,认罪认罚“应当从宽”,只不过,在客观层面的确定性上,它可能表现出一种“未必从宽”之样貌。对认罪认罚制度中“可以”从宽的规定,应按照上述“主观层面应当从宽,客观层面未必从宽”的理论逻辑来理解和适用,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可以从宽,也可以不从宽”。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调研报告

司法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契合我国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符合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但调研中也发现当前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仍存在着量刑建议采纳率较低、审判中心作用发挥不够、当事人参与协商制度与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不到位、精准量刑建议与庭审实质化的兼容衔接不足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此,需要转变观念,凝聚共识,加强与相关机关协作配合,依法做到应用尽用,共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以审判为中心,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与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共绘刑事司法同心圆。

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必要抑制

刑事诉讼中只有切实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才有可能有效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救济和纠错功能,确保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真正实现。但个别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在本来合意的诉讼“氛围”下却出现了部分“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当一审法院作出从宽处罚后又提出上诉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体现的诚信价值。尽管检察机关的“报复性抗诉”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无正当理由上诉有一定抑制效果,但“报复性抗诉”明显存在法理依据不足的缺陷,不宜作为抑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长效对策。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诚信价值的要求与上诉权保障的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增设上诉理由审查程序,达到对无正当理由上诉进行必要抑制的目的,是一种可行的方案选择。

量刑合意效力问题研究

根据从宽系谱中量刑从宽所依据的法律内容与从宽逻辑,量刑从宽制度可以分为实体从宽、程序从宽与混合从宽三种模式。唯在程序从宽的制度论域中,才有探讨量刑合意效力的制度空间。量刑合意的效力来源可以从“利益说”与“规范意思说”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论证。量刑合意的有效性需要法官对其进行合法性评价并予以确认。透视我国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效力的司法实践问题,混合从宽模式带来的局限性是其根本症结。为此,不仅需要正视检法两家的制约关系,而且应当重视量刑合意中的当事人权益,实现量刑合意效力问题由规范性向合理性方向发展。

论我国垄断行为刑事宽大制度的构建

2022年我国最新修订的《反垄断法》对刑事责任部分进行了修改,为垄断行为入刑提供了可能。基于法律责任聚合理论、囚徒困境理论以及刑罚个别化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我国有必要在反垄断宽大制度基础上构建刑事宽大制度。具体而言,为确保《反垄断法》和《刑法》在宽大制度上的有效衔接,建议在制度模式上,构建基于“反垄断法—刑法”二元立法模式的专属告发制;在实施机制上,明确刑事宽大的适用范围、适用主体、排除主体和免予起诉的条件等,并设置合理的宽大顺位与减免幅度。

数字技术嵌入视角下横向垄断协议宽大制度的经济学逻辑

数字技术加剧了经营者与监管者在技术层面和信息层面上的不对称,增加了监管者在识别和查证经营者合谋实施横向垄断协议这一过程中的成本。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本文发现:横向垄断协议宽大制度通过降低卡特尔成员退出并举报卡特尔的成本,弱化了卡特尔成员继续留在卡特尔内部的动机,缓解了监管者相较于经营者的数字技术劣势,达到了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和增加社会总福利的目的。此外,基于理论分析的结果,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中,横向垄断协议宽大制度在监管前置中可能的实施方案以及针对性的调整路径,为避免卡特尔的形成提供理论基础。

认罪认罚从宽语境下逮捕功能的错位与复归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常态化适用的背景下,逮捕功能定性出现错位,导致实践中出现“强制措施从宽”理论谬论、逮捕“筹码”化、认罪认罚非自愿非真实化等现象。逮捕功能错位滥觞于固有的逮捕观、逮捕制度上的立法不足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特殊的检察机制等因素。据此,须从逮捕制度的“拨正”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松绑”两方面着手,探求可行的规范路径。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检讨与立法完善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规则上的粗疏、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以及其他实践因素的影响,导致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提出、审查、采纳与调整等环节都暴露出诸多问题,在个别案件中甚至演化为尖锐的“检”“法”冲突,严重制约了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质效。为此,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应在准确定位其性质与效力的基础上,健全形成机制,规范提出方式,明确载体,完善采纳和调整机制。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然而,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值班律师作用发挥不明显和被追诉人上诉权受到限制等。上述问题共同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自愿性”保障的缺位,被追诉人无法基于内心“自愿”放弃权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通过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程序、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等方式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服判,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正当性建构。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反悔问题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追诉人有权进行反悔,撤回之前的有罪供述和已经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具体案件中,被追诉人有权对先前供述反悔,这体现了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保障,具有正当性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司法资源不被浪费且不侵害被害人的利益等,应当建立合理的约束机制防止被追诉人滥用反悔权。总而言之,为了推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康发展,努力建立和健全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反悔机制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认罪认罚抗诉:立场偏移、问题厘析与制度因应

实证表明,认罪认罚抗诉的监督纠错功能正逐渐退化,对抗属性愈发强烈。认罪认罚抗诉的对抗属性主要存在于反制型和争议型两类抗诉中,前者是控方对“失信”被告人施加的程序性制裁,后者源于控审关于从宽程序话语权归属的分歧。认罪认罚抗诉在实践中存在抗诉权力失范、诉讼效率克减、二审裁判失衡等问题。为此,需从诉前、诉中、诉后三个维度维护认罪认罚抗诉程序的运转秩序,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价值与二审程序救济价值的平衡。具体而言,应规范抗诉启动程序,推动检察抗诉回归监督本位,避免抗诉权的不当扩张;建立二审分流机制,强化控辩二审协商“合意”,简化二审审理程序;明确二审裁判标准,厘清控审权力边界,实现裁判统一。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对话:以刑事合规问题为中心

企业合规是多学科交叉问题,需要学科之间的充分对话。就刑事合规制度而言,在合规从宽的正当性基础、实践方案、合规全流程理论等方面,都存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沟通不畅的问题。就合规从宽的正当性基础而言,公共利益衡量、法益恢复、罪责自负、有效犯罪预防以及替代性刑罚等理论方案都仅有政策上的依据,因缺乏规范性而不宜作为合规从宽的正当性根据。对合规从宽的理解,还是要回到量刑理论本身。就具体的实践方案而言,无论是刑事实体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为分离追诉提供制度支撑。自然人犯罪案件的合规整改范围不宜走极端,在有限的范围内,应当予以认可。就合规全流程理论而言,要明确的是,法院应主要通过行使定罪、量刑权的方式参与合规改革,与此同时,严守自身中立裁判者的职能定位。刑罚执行程序中,合规缓刑缺乏法律根据,应当慎行,但合规可以成为减刑、假释的判断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悔改表现的判断因素,还是作为公共利益维护的判断依据,都应当严肃、科学地加以评估,避免合规从宽被滥用。

明代大审中的“宽恩”与“执法”

大审是明代重要的制度建设,既是对中国历史时期录囚制度的创新,也为清代秋谳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准备。明代大审以所有在监囚犯为审录对象,其中徒流以下罪犯减等处置,具有宽恤的特点;而死罪囚犯的审录则以情真罪当为目标,审断强调事实、证据与律例应用之合理。从有明一代留存的恤疏来看,大审死罪的审录,体现了充分的执法性。无论是在可矜、可疑、可辩这些类别的应用,还是在将死罪案件纳入以上类别的论证上,与一般司法程序中的死罪审录具有同质性。明臣称大审官员“主宽恩”“主原情”,以与巡按御史的“主执法”相对,有失偏颇。明代大审作为恤刑,展示皇恩浩荡,其中有“宽恩”的层面,但是皇恩的核心则是执法公正、罪无冤滥。可矜、可疑、可辩案件的论证中,大审官员对死囚多哀悯之情的表达,似在“原情”;但是哀悯本身并不构成审断的依据,只有与律例呼应的、进入律例框架的哀悯之情,才是其定案的理由。因此,充分的“原情”实则为有效的“执法”所服务。明代大审制度及其实践为理解中国古代的恤刑、死刑审录以及司法中情与法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