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

以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创新,并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和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企业金融化动机增强,而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表现出更强的投机套利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金融化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抑制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创新。

股权质押、市场时机选择与企业风险承担——以信息技术行业为例

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其时机选择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并探究不同质押率下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对质押率较高的公司更为显著;市场时机选择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作用随着市场时机的增大逐渐减弱,并在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转变为负向作用。研究结果对于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价值等具有启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年报前瞻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数量越来越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市值盈余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基于此,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所发布的年度财务报告为样本,利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数据,从文本信息的内容和态度偏好程度进行挖掘。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更多的积极信息和有利股价的预测信息,而控股股东为了控制风险,具有强烈粉饰年度报告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粉饰年度报告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增加乐观信息的陈述,上市公司面临外界质疑时将会披露更多的乐观文本信息。

股价下跌背景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

在落实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鼓励企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者有效投资等重要指示精神,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实践中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指导价值。而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真实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基础上,加入股价下跌这一调节变量后,二者的关系并不明确。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中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股价下跌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增加会促进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由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会影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因此,为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实现投资者有效投资,首先企业要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管理,其次投资者个人应加强投资知识的理论学习,增强投资风险意识并对企业所披露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提高企业ESG表现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激发非控股大股东采用退出威胁的方式参与治理。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重点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背景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在不同内外部治理环境中的差异。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会显著提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企业ESG表现,在两权分离率较高、市场化程度较高、法治建设较好的地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ESG表现的治理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对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治理效应的认识,为健全股东治理机制和优化股东治理环境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客户集中度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具有担保增信机制与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面性,而关系交易作为一种中国传统“关系信任”的交易模式存在“合作”与“掠夺”的双重性,考察两者的关系对于科学合理安排关系交易与股权质押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客户集中度表征关系交易,考察以下三个问题:①客户集中度的双重性是否影响股权质押行为?②影响机制是什么?③具有怎样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与风险承担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在关系治理情景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研究表明,关系交易这种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在约束与监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私利行为上具有突出优势,科学合理地处理客户集中度与股权质押限制性规定之间的关系,能避免陷入关系交易失灵和股权质押限制“一刀切”的两难窘境,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并购行为

随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常态化,企业是否会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背景下采取并购决策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以2013-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机制进行实证探讨。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企业倾向于开展并购重组活动,且股权质押的比例越高,并购的倾向性也越明显;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以通过增强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促进并购行为的发生;数字化转型对其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为企业和资本市场治理决策提供相关建议:第一,严格监管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加强企业内部治理;第二,完善股权激励制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强化投资者风险评估能力,优化投资者结构。

股权质押、内部控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以我国2014—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会提高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权益资本成本越低;文中通过引入股权质押与内部控制的交互项,进一步研究了内部控制对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内部控制会缓解股权质押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即内部控制对股权质押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股权质押相关领域的研究,为广大投资者、金融机构提供了部分参考。

融券卖空机制能够约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融资融券标的股票分步扩容为自然实验事件,选取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卖空机制引入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意愿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融券卖空交易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由机制检验结果发现,融券机制通过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来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并促进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支持卖空机制的“信息增益效应”和“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行业竞争度较高及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抑制股权质押行为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认识融券卖空机制的市场功能,为科学规范中国资本市场股权质押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国有资本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本文从投融资期限结构视角探究国有资本参股的边际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不同国有参股主体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发挥监督效应、资源效应以及拉动效应等多重路径抑制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改善作用在出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资金缺口较大、资金需求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拓展和深化了“逆向混改”的研究外延,为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股权质押与非效率投资

资本市场中,融资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投资行为选择及投资有效性。因此,探究如何通过企业经济行为缓解投融资机制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股权质押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加剧两权分离、融资约束及提高代理成本等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恶化;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有效缓解非效率投资行为,显著抑制股权质押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但对股权质押与过度投资关系的缓解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地,将投资项目分类进行回归并发现,股权质押导致企业对技术资产的投资显著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显著减少。企业可从规范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提高社会责任表现两方面入手提高投资有效性,为上市公司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新的途径及理论支撑。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ESG责任履行:抑制还是促进?

在“双碳”战略目标与新发展理念背景下,基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责任履行成为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在进行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未发生本质变化。进一步分析显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ESG责任履行的作用机制为恶化企业的融资困境而非强化股东的掏空动机。此外,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和较高的媒体关注度能有效缓解股权质押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将产权性质纳入考虑,发现股权质押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与信用利差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数据探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信用利差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只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个股股价崩盘风险较高和管理层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通过对公司信息环境质量组和低掏空组的验证,排除了信息假说和掏空假说,验证了控制权转移风险假说的唯一性。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自利性”捐赠的治理作用--基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视角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是其发挥公司治理的一种主要形式。本文以2003-2019年度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重点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背景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自利性捐赠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公司慈善性捐赠具有明显自利动机;(2)具有可置信退出威胁的非控股大股东,能够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自利捐赠行为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3)控股股东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与避免自身财富损失的双重内在需求,是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效应的关键。具体而言,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时,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通过影响控股股东控制权转移风险而产生治理效应;而当股权质押比例较低时,则通过影响控股股东财富损失来传导约束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阐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自利性捐赠的治理路径,为完善上市公司大股东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数字化转型信息策略性披露——基于信息沟通与信息操纵视角

上市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时是否存在策略性行为,是实务界高度关注但学术界相对忽视的重要问题。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为场景,探讨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动机、策略性披露行为及其引发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上市公司为了稳定股价,在年报中通常会增加数字化转型信息的披露。因此,信息沟通与信息操纵均构成股权质押公司增加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动机。但是,股权质押公司更有可能出于信息操纵动机策略性地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表现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程度越高、控制权转移风险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操纵动机下的年报数字化转型信息夸大披露程度也越高。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股权质押公司夸大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股价,缓解股价崩盘风险,但也会降低公司未来的市场绩效与经营绩效,引发更大的经济损失。异质性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治理、债权人治理与内部股东治理,是抑制股权质押公司数字化转型信息夸大披露的有效措施。研究结论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合理甄别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中潜在的风险问题。

市值管理还是价值判断?——股权质押情境下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动机研究

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可能利用股份回购所传递的积极信号提振股价,以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运用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之间的关系,并运用2015年的万科股权争夺事件和2018年《公司法》股份回购条款的修订这两个外生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识别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将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作为市值管理、控制权保护的策略性手段。异质性分析表明,当控制权转移风险更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并且质押风险越大,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行为越具市值管理的特征。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由于动机变异,股份回购之后上市公司的长期绩效表现和股票市场表现不会明显好转,并且股权质押下的股份回购公告的正面市场反应更弱。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ESG表现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年龄和是否存在两职合一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ESG表现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加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了企业的ESG表现。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控股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抑制作用在公司成立时间较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情形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非控股大股东与公司投资决策

本文以2004—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显著提升了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控股股东未股权质押的公司,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中更显著;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时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更显著。进一步考虑非控股大股东异质性发现,相较于国有非控股大股东与其他非控股大股东,外资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决策的积极影响最终能够提升公司的增长和清算期权价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金融资产配置--基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2007—2021年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景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金融资产配置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会显著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且质押比例越大,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重越高;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地,动机检验发现股权质押后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出于资本套利动机;机制检验发现股权质押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信息透明度增加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低市场竞争程度和高股权集中度企业中,股权质押对金融资产配置的提升作用较显著,此时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仍能有效发挥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为引导企业“脱虚返实”和完善大股东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