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r Poems by the Romantic Po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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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ke Poets in Romanticism

Romanticism is an essential part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is new trend, the group of poets, also called the Lake Poets,used their finest poems to show respect to nature and life, to advocate human instincts and emotions and to look forward to new world.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以湖北梅钺、李中黄等七位诗人为中心

中国古典诗歌按照加速度的原理发展,至清代而达到极度繁荣。迄今仍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现成查到的,仅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像编纂《全清诗》以及其他诸多诗歌文献,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既有的相关工具书之外,从各种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这里就湖北梅钺、李中黄,浙江张懋忠、钟氏(海宁徐濬妻),河南郜献珂,山东刘士聪,云南李凤彩,以及江苏易震吉等诗人,对他们的生卒年做些探讨。

杨思圣《且亭诗》考论

杨思圣是清初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与河朔诗派主将申涵光的诗学理论倾向基本一致,其论诗推尊杜甫及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主张学习盛唐诗人,提倡诗歌应以性情为主,反对过度模拟之弊。由于文禁之故,杨思圣的《且亭诗》经大量删减后,更名为《且亭诗钞》行世。其诗歌“一以少陵为宗”,表现出明显的宗杜倾向,特别是其入蜀诸诗模拟少陵,取得了较高成就。杨思圣被尊为“畿辅七子”之一,堪称河朔诗派的主将。其与申涵光、殷岳等人一起,共同为清初慷慨悲歌的燕赵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郭沫若肇庆纪游诗的文学意义和文旅价值

郭沫若肇庆纪游诗是七星岩鼎湖景区人文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组诗对景区自然山水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赋予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建构了灵动的艺术时空,呈现出多重文化内涵和解读空间。对组诗的发现阅读和深度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郭沫若一生,了解其古体诗创作风格与内容的演变;更有助于促进肇庆本土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深挖诗文人文内涵和文旅价值,创设形式多样的文旅项目,探寻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实现景区自然与人文、生态与经济的多重价值,塑造肇庆富于个性和特色的文旅形象。

论龙膺的行旅诗

龙膺在晚明文学史上享有一定的声望,其创作的行旅诗别具特色。龙膺行旅诗的内容关注民生、描写驿道风景、歌颂先贤、怀亲思友。在艺术特色上,龙膺行旅诗中的部分古诗颇具玄言诗之风,其古诗在细节刻画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此外,龙膺古体、近体诗大都具有浓郁的抒怀。思想内涵方面,龙膺的行旅诗融汇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吸收公安派的诗学思想,使其具有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诗歌特征。

A Three-step Method On Reading Poems

Reading poem is not easy for many reader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three—step method in appreciation of poetry.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多族文化融合

伴随着元代社会统合的稳步进行,上京纪行诗在元中期达到鼎盛。无论是诗歌数量、主题分布,还是作家群体及其构成,都渐臻成熟,成为有元一代最独特的诗歌类型。上京纪行诗人群体的身份几乎涵盖了元代所有种群和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四种宗教教士。在广泛、频繁的诗歌创作、唱和活动中,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士互相交流,带来的是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具体体现为跨族群文士的交往、蒙汉歌谣习俗的混杂和“国语”、汉语、高丽语等至少三种语言文字的并行。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王一翥等五位湖北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王一翥、魏晋封、李中素、李以笃、程启朱五位湖北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论蔡元培的诗学观

蔡元培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歌,写下不少诗序和诗评。在阅读蔡元培诗歌、诗评和诗序的基础上,对蔡元培的诗学观进行分析,认为“诗人之诗”是蔡元培追求的诗学理想;“诗中有学”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而“诗中有人”不仅指出诗歌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从根本上阐释了蔡元培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特征的形成原因,即蔡元培自身的个性思想、学识修养影响着其诗学观和诗歌创作特征的形成。

成为“诗人”,成为“女诗人”——以郑允端《肃雝集》的编、刊、评为中心

基于《肃雝集》及相关选本和评论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观察,发现从晚宋到元末,由于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女性从事创作逐渐为社会观念接纳,通过拥有诗集,郑允端获得“诗人”身份。《肃雝集》在明代中期付梓,并持续被选入女性诗文总集刊行,郑允端在其时开始建构的女性诗史中获得地位。关于郑诗的既有评价存在偏差,缘于性别因素遮蔽了这样的事实:《肃雝集》的风貌与一般元诗潮流相吻合;独立于主流写作传统的女性写作传统及其批评体系至少在当时尚未建构形成;《肃雝集》编纂刊行、传播批评的过程,反映了宋元以来近世诗歌世俗化、通俗化趋向;折射出明清时期主流文学观念、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凸显了印刷出版因素的重要性。

论魏禧纪游诗“清”的风格特征

魏禧中晚年纪游诗呈现出“清”的风格特征,具体表现为记述闻见“清奇新颖”、模山范水“清峻超拔”、凭吊思怀“清凉沉郁”。魏禧纪游诗多用“清”这一字眼,叙事清奇生动,感慨清新脱俗,呈现出清奇新颖的风格。其纪游诗善于刻画人与自然的斗争场面以及人的心理斗争情形,喜用军事意象和怪奇意象,且常常选用高悬的视点描摹广远的空间,跌宕出清峻超拔的气质。魏禧主动向杜甫学习,或是直接借用、化用杜甫诗句,或是整首诗风格的凝练沉郁很像杜诗,是其纪游诗呈现出清凉沉郁神韵的重要原因。魏禧清闲自在的出游心态,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体验和光辉人格,是其纪游诗形成“清”的风格特征的主要外因。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张亨梧、戴礼、王锡琯三位浙东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张亨梧、戴礼、王锡琯三位浙东台州及温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域书写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颇多景观描写,这些景观描写着力突出了元上都独有的异域特色。元代扈从文人们通过对扈从上都沿途及其上都城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既突出了其对元上都独特的异域风光和风俗的喜爱,也展现了其客居他乡的思乡之情。元代上京纪行诗异域书写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元上都优美的自然风光;二、元上都独特的人文环境;三、元上都浓郁的游牧文化氛围与多元异域风情的浸染。

析论苏轼关中写景记游诗的游赏心态

苏轼一生所历地域甚为广阔,凡遇名迹皆成笔墨。他曾在凤翔府任上游历了关中诸多名胜古迹,并为之写诗。检视这些诗作可以发现,苏轼借诗歌一方面表现敬慕圣贤与思治利民,显露济世报国的儒家士人心态;另一方面展示游赏时的休闲趣味与怡情养性,凸显其玩味道家的心态。二者结合,反映了苏轼青年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思想,奠定了其思想发展的主要基调。同时,详析苏轼游赏心态,也为我们传承苏轼文化,推动关中文学景观发展提供了帮助。

民族文化交融的诗篇——从叶嘉莹及其家族史谈起

中国古典诗词领域名家叶嘉莹是蒙古裔满族人,从寻根之旅的民族交往、家学传承的文化交流、家族历史的民族交融三方面探寻叶嘉莹及其家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内涵和悠久历程。分析了吉林叶赫和内蒙古两次寻根之旅的民族交往和诗意内涵,对草原、自然的热爱,汉文字久远鲜活的生命力将各族作家凝聚起来。成功的民族交往缘于深厚的文化渊源,民国时期叶先生的祖父奉儒家文化为家族文化之根,叶家的四合院和家庭生活体现出儒家思想、中华传统建筑文化、诗词文化与满族家庭文化的深度交融。追根溯源,叶赫那拉家族有着蒙古、女真交融的早期历史,元末明初从松花江流域持续向南迁徙,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明前期台阁诗人题画诗的社会功能与主题内蕴

明前期台阁诗人对于题画诗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充分开发与运用。首先,台阁诗人发挥了题画诗的整合功能,拓展了自唐宋以来不断嬗变的议论焦点,使得题画诗的形意分离,凝聚出强调用世、提倡功名的诗学主张,进而引领社会正统的价值观念。其次,台阁诗人还发展了题画诗的交流功能,借助题画来增加文人间的社交互动,维护朝堂间的人际关系,重点表现为唱酬与雅集两种形式。另外,台阁诗人还利用了题画诗的导向功能,在山林与台阁的场合划分出“尘外意”与“经济事”的对立主题。前者反映出台阁诗人通过山水以自遣的审美宣泄意识,后者则表现了台阁诗人借助“性情之正”的思想秩序对题画诗创作倡导的经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