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论宋元之际散文复古之风与表现形态

南宋散文重道轻文、尖新、冗弱。宋元之际的程钜夫、戴表元、赵孟頫、方回、吴澄等散文家振衰起弊,掀起了散文的复古之风。他们重建了唐宋以来的文统体系,倡导文统与道统的融合,回归文道并重的观念,使散文复古取向与散文文风趋于多元化。宋元之际散文的复古之风打破了南宋散文衰弊的局面,奠定了元代散文多元复古的价值取向。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浅析宋元骈散关系论的确立及骈散文法论的对垒相埒

宋前反骈言论络绎而出,但并非属意于文体是否骈、散的问题。至宋元,论者明确将骈、散并举,骈、散关系论自此确立;同时,又深入辨析骈散文法异同,使二者呈对垒相埒之势,而分歧点和相参处并非拘泥于文体,而大多指向文法。宋元时期体法双彰、骈散兼备,其骈、散文法互化,是古文运动、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破体为文的成功实践。显而易见,骈、散在文体上各自独立,在文法上互相渗透,在文风上相得益彰。由宋元始,骈文和散文作为文章体派的双子星座,在其文法特征融汇或分明下,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创变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史论发展的视角还是文论生成的过程来看,骈、散论是宋元文体论从未缺席的素材,也是历代体法之争在文章学领域的投影。

试论元代云南诗文文献的存佚及整理

元代云南诗文文献传世稀少,曾有过的云南本土文人诗文集与滇外文人咏滇诗文集均已亡佚,现仅存一些零散分布的篇章,凡诗词300余首、文150余篇。其中不少篇章在辗转流传过程中讹误严重、真伪掺杂,相关收集整理本也存在诸多缺误,这些问题在文史研究中应当注意。

元代奉使诗歌的兴起与旨趣

元代奉使诗是元诗中具有独特价值的部分,其外交功用的发挥,所记物象的新异,以及诗人前所未有的经历与情感体验,在中国诗史上独具特色。元代奉使诗题材和兴寄的多元性,对前代的继承与革新,以及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所具备的独特文学价值,对于元代文学史乃至元代外交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论元代诗僧的文学活动

元代诗僧乐于漫游,关注时政,交游广泛,经常参加诗歌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成为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僧的行为与诗风类似南宋的江湖诗派,与南宋江湖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通过干谒谋生,而是交流切磋诗艺,提高名望。诗僧还广泛与日本、安南等国的人士交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编选了多部元人总集。作为元代诗人中特殊的群体,诗僧为元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成为“诗人”,成为“女诗人”——以郑允端《肃雝集》的编、刊、评为中心

基于《肃雝集》及相关选本和评论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观察,发现从晚宋到元末,由于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女性从事创作逐渐为社会观念接纳,通过拥有诗集,郑允端获得“诗人”身份。《肃雝集》在明代中期付梓,并持续被选入女性诗文总集刊行,郑允端在其时开始建构的女性诗史中获得地位。关于郑诗的既有评价存在偏差,缘于性别因素遮蔽了这样的事实:《肃雝集》的风貌与一般元诗潮流相吻合;独立于主流写作传统的女性写作传统及其批评体系至少在当时尚未建构形成;《肃雝集》编纂刊行、传播批评的过程,反映了宋元以来近世诗歌世俗化、通俗化趋向;折射出明清时期主流文学观念、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凸显了印刷出版因素的重要性。

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

理学之“发明”,因其涵涉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故必然成为宋元时期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基本表达方式。基于理学“发明”的理学诗书写,外显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藉“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而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基于理学“发明”的上述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若干种典型文本形态,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域书写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颇多景观描写,这些景观描写着力突出了元上都独有的异域特色。元代扈从文人们通过对扈从上都沿途及其上都城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既突出了其对元上都独特的异域风光和风俗的喜爱,也展现了其客居他乡的思乡之情。元代上京纪行诗异域书写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元上都优美的自然风光;二、元上都独特的人文环境;三、元上都浓郁的游牧文化氛围与多元异域风情的浸染。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补考十六则——以作家生卒年为中心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是迄今为止收录清代作家、作品最为齐备的两部清代文学文献目录专著,然而书中对王陶、晏善澄、徐澍、何琳、许鲤跃、罗秉政、苏廷煜、孙煦、陈从潮、吴昭融、姚颐、瞿绍坚、黄模、周鹤立、胡枚、俞国鉴等16位作家的生卒年记载存在阙漏,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证。

元初北方文统的建构与散文的复古之风

学界对元初北方散文复古之风的发生发展尚缺少深入探讨。元初北方元好问、郝经、刘因等人在批评金代散文虚浮文弊的基础上,力倡古文,重建了唐宋以来的文统,掀起了散文的复古之风。探讨元初北方散文复古发生的内外动因,把握复古理论对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和超越,发掘元初北方散文复古实践的特点,有助于准确认识和理解元初北方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行走异域——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

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新时期以来元明两代诗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新时期以来,元明两代的诗文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甚至有度越戏曲、小说研究之势,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文献整理方面,《全元词》《全元文》《全元诗》《全明词》及其补编相继问世,《全明诗》《全明文》的整理也取得初步成果;元明两代的诗文研究逐渐升温,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将其纳入研究视野,承认其文学价值,诗歌研究相对深入,文章研究相对薄弱,词学研究与诗论研究有较大进展。今后的努力方向是:提高文献整理水平,拓宽研究范围,深挖大作家,拓宽对中小作家研究的边界,突出“文学本位”意识,加强艺术研究,注重文史哲结合,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文献类、研究类集成性著作。

从区域格局看宋元文派的文法观

宋元时期散文流派的文学版图,就空间取向观之,传统地可划定为南北二块。从南北文学冲突与融合的角度来看,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在宋初南文北移的文章演进中担当了中坚力量;从诗文革新历程而言,北宋东学文派内化议论实用、辩明经籍的精神于文章创作中,是诗文革新运动中不可小觑的一支生力军。南渡之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南部也呈现出江西、浙东不同区域的文派景观,这主要由南宋已降特殊的时代背景导致而成。从整个宋元时期的文学版图而言,也有东西走向,这里的“东”主要指东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西”则单指四川等地区。宋元文派的文学版图依照时代演变、区域格局和作家观点三重理路而建构,在时、空、人三位一体的间架下,文法取向染上了地域文派的特殊性。

释来复《澹游集》展示的元末士人闲乐真趣

诗僧释来复于元末时所编的《澹游集》,是一部独特的总集,收录的是编者住持四明定水寺时交游唱和之作。其独特性有以下数端:其一,它是诗僧所编,所收作品的作者则世俗僧道、华夷南北、高官隐士,无所不有,身份地位各别,而交游总归之为“澹”——绝去世俗势利,纯为自然清赏。其二,成书之时地与呈现的心态特别。元末东南,四围烽火,四明是一方清净之地。一些远离尘俗者来此躲避战火。四壁烽火中的暂时安定,使他们悟出了生命的价值,珍惜生命,成了包括僧人在内的共同心理追求。其三,对于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有独特体认——追求闲乐真趣。寻求心灵的安逸,在忘世与忘我的境界中,体悟人生真谛。诗僧释来复编成的这部作品,展示了独特的人生追求与趣味,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