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燕赵豪侠地,慷慨赋诗篇——论唐代河北诗人咏侠诗

有唐一代,社会上任侠思潮盛行,河北诗人依托燕赵大地"好气任侠"、"悲歌慷慨"的传统风俗底蕴和地域文化优势,热烈赞美任侠精神,以好勇重义、脱略使气的侠士自命,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咏侠诗篇,以其豪迈的气势和阳刚的美学风貌,为唐诗"风骨"质性特征的成熟注入了刚健浑厚的内蕴,在唐诗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

曹寅等人承刻钦颁《全唐诗》、《佩文韵府》二书是清初出版史上的大事。二书的刊刻地均在扬州,刊刻《全唐诗》成立的机构名“扬州诗局”,刊刻《佩文韵府》成立的机构名“扬州书局”,虽一字之差,实为两次组局。两次刊书活动在刊刻主持者、刊书规模、难易程度上均有着显著差异。两次刊书活动中均存在一定的搭刻私书现象,这些私书的刊刻与组局的主旨无关,故不得纳入清内府所刻书的范畴。

阴阳变调中的女性角色——谈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

女性作为写作对象自古有之。词最初作为歌筵酒席上的娱乐,以写歌女的美色为主,后来成了情感抒发的去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入词是藐视女性尊严的举动。但仔细观察,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是对女性特质格外喜爱的表现。应以较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唐宋时期男性词人对女性角色的描绘,以及他们在女性书写方面的表现。

论盛中唐诗人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的影响

构思方式是决定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从盛唐到中唐诗人们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产生的影响。指出盛唐人普遍以兴会作诗,而中唐人则有意打破兴会中意与象的平衡,从而写出了自己的风格。

唐末幕府诗人的仕进心态及其创作

入幕是唐末诗人的生存状态之一。罗隐等人由多年辗转科场,到四处干谒请托,再到投奔拥兵自重的藩镇的特殊经历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功名意识和仕进欲望。幕府生活影响着他们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以及创作心态,进而也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入幕前他们的诗歌多反映民瘼、抨击时弊,讥讽怨刺,尖峭犀利;入幕后他们的精力和才华主要被用于大量公文书启的写作,兴趣也转向内心世界和身边情事,相应地创作题材多集中于怀旧意绪的表达、细事琐物的描绘以及应酬赠答之类,诗风则趋向闲和平淡、委婉含蓄。

唐代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和诗作

本文就唐代时期的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诗作作了综合性评述。

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北宋诗人崇尚唐人唐诗,以盛、中、晚三唐的诗人诗作为主。其形式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别集整理"、"选集编选"、"唐集校注"、"诗话评说"、"序跋品评";而于诗歌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则重在相互唱和而成风气、汲取各种创作技法以为己用、继续乐府诗的创作等方面。因此,以崇尚唐诗为主流的诗歌创作,历史地成为了推动北宋诗歌繁荣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论唐代的献诗

在唐代,献诗大略可分为两种,一种具有讽谏性质,另一种则是歌功颂德之作。有官职的人献诗为依例上奏,无官职的人要投匦上奏。人们热衷于献诗,是因为通过献诗可以得官或得到高名。边将献乐往往选取或截取当时著名诗人的诗作作为歌词,其歌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献诗则是诗人一时之作,歌颂之作较多,文学性往往很差。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传陶公之闲情 追唐人之风致——李觏七绝诗诗风探析

在《李觏集》中,存有李觏的各体诗作三百三十多首。其中有七绝诗九十余首,占其诗的总数四分之一强。李觏的七绝诗风格多样,立意出人,寄慨遥深,创辟奇特,质朴自然,深得陶渊明和唐人作诗之真髓。通过六首七绝诗的赏读,进一步探析李诗的这一风貌,给后人以启迪。

唐诗“绝唱”刍议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不少文学作品曾经被批评家誉为"绝唱",这一重要的文学批评现象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此为切入点,搜集了从宋至清的众多诗学批评文献,发现共有284首唐诗被誉为"绝唱"。这些诗歌由78位诗人创作,其中杜甫以73首独占鳌头。唐诗中"绝唱"最多的三种诗体分别是七绝、七律和五律,这与创作基数、诗体地位及社会功用有关。基数越大,地位越高,功用越强,"绝唱"数就越多,反之则少。唐诗"绝唱"按题材可分为19类,其中山水田园类、家国兴亡类和咏物类最多,这与唐诗的文体特征及所取得的成就相吻合。284首唐诗"绝唱"由113位批评家评出,其中明、清两代的诗评家贡献最大。正是他们的"绝唱"之誉,扩大了这些诗歌的影响,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社科院《唐诗选》与古典唐诗观念的流变

社科院《唐诗选》为全面展示唐诗艺术成就而编,体现出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唐诗的定位。它把唐诗发展分为八个时期,有利于弥补传统"四唐分期"时代先后与价值高下不尽吻合的缺陷。在降低盛唐诗人地位的同时,它有意提升白居易、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地位,延续了《唐诗别裁集》以来矫正明七子"独尊盛唐"的诗学思潮。《唐诗选》既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又注重风格的多样与创新,它对唐诗富有个性色彩的论断是以古典唐诗观念诸多共识作为前提的。

贺知章交游考论

贺知章为初盛唐之交一位重要诗人,与当时众多一流诗人多有交往,在当时诗坛亦颇有高誉。胡可先教授《贺知章交游考》一文首考出与其交游者54人,而由于史料繁多,加上近年一些墓志的出土,贺知章的交游尚需再作考索。贺知章交游广泛,与其往来者既有朝臣文士,也不乏方外道友。贺知章与江南士人的唱和活动促成了以"吴中四士"为中坚的吴越诗人群的形成,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从贺知章与方外士人的交游,亦可看出当时佛教、道教传播之盛及其对士人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全唐诗》中女诗人诗歌的情感特征分析

《全唐诗》中收录了一百多名女诗人的诗歌,她们的诗歌在情感方面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选择的意象多是凄苦的;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丰富的情感;风格上体现为女性特有的柔婉;多为抒情性的诗歌,情感真实自然。

简评皎然的唐诗观

中唐诗论家、诗评家皎然在《诗式》等著作中对大历诗坛有独特的评价 ,对初唐诗人陈子昂、沈拴期、宋之问有鲜明的褒贬。其明显的局限是有过重的南朝情结 ,对唐诗的特质缺乏认识 ,而摘句评诗也存在失误。

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山水情怀

"安史之乱"对盛唐诗人的心态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盛唐时期相比,战乱中的山水诗呈现出新变的特征:盛唐诗人将愤世哀世、悲天悯人的社会意识注入对山水的观照中,显示了儒家强烈的入世精神;盛唐诗人由开阔的胸怀转向对自我心灵的关注,在对山水的描绘中显示出奇崛深幽的个体忧愁;战争中的山水诗不再体现平静而超然的心态,而流露出枯淡空寂的情调。从山水诗的变化也可窥见战时文学的特点。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唐代迁谪诗文述略

唐代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众多诗人所创作的“迁谪诗文” ,是唐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迁谪诗文颇能体现出迁谪文学的本质特点 ,对后世的迁谪文学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王安石绝句对中晚唐绝句的继承与变化

王安石的七绝在取法白居易绝句与晚唐咏史绝句的过程中,发展出宋调特征;对杜牧、李商隐、韩亻屋等人七绝艺术的取法与创变,形成了雅丽精绝的艺术境界,宋人认为荆公之作回复唐音,主要是针对这类作品而言,但王安石在其中表现了新的艺术个性,开拓了新的诗境,并非对唐音的简单复归。王安石的五绝取法中晚唐五绝精巧细腻的特点而更富于变化。荆公绝句是宋代诗史上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