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公共意志的话语路径:退老堂唱和诗与宋南渡初期山林传统重塑

吕颐浩寓居台州期间营建退老堂,引起一场盛大的诗歌唱和活动。士人赋诗数量众多,吕颐浩亦多有和作。士人群体一方面从政治功业、隐逸高风等角度颂美吕氏退居行为;一方面在诗中普遍纳入谢安、裴度之典以质疑其退居的时代合理性,并借反论“退老”凸显政治文化重建时期老成之士的核心价值,表达对于南渡语境下贤能退隐的群体焦虑。吕颐浩以“腐儒”作为退居情态下的自我定位,昭示着杜甫的典范意义。通过梦境书写与退隐阐释,吕颐浩从虚实两个时空深度剖析退居闲适掩映下的报国理想与北归之志。忠君体国的责任意识以及重整山河的使命感构成了士人唱和行为的内生能量与逻辑起点。退老堂唱和诗揭示的士人心态复调特征烛照出传统山林之思的时代困境,话语路径的集体特征呈现出家国之忧对于传统归隐叙述逻辑的扰动,由此引发士人群体对山林传统的反思与重塑,以期调和退隐思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曹植《远游篇》创作年代新探

《远游篇》是汉魏著名诗人曹植的五言诗,创作年代不详,且至今未有定论。对《远游篇》具体创作年代,或简而概之认为是曹植人生后期作品,但对诗人在黄初与太和年间的差异状态不予区分,更多的则是避而不谈。联系作者生平,细究作者心理,通过文本互证可知,《远游篇》创作年代可确定于黄初中后期。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

唐人送别诗久负盛誉,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本文以李白送别诗《送友人》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洛威尔、小畑薰良和裘克安三位国内外译者形成的译者群体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翻译外而言,三位译者的身份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中国译者,其翻译诗学观和读者接受度存在差异。从翻译内而言,在叙述主体、意象叠加和时间变化三个方面,三位译者的译法也表现出差异性,而行为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译文务实度的差异。文章最后对总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和传统译者行为研究思路进行了讨论。

禅诗中的宋代僧人饮茶生活

茶性味清苦而澄明,有助于僧人们参悟禅理。宋代佛教呈现世俗化发展特征,高僧宣扬在生活中禅悟的生活禅,在饮茶中参禅的禅茶修行方式日趋普泛。理学的发展促使了儒释相融,寺院僧人在与士大夫交往中形成境深意远的禅茶旨趣。僧人饮茶与世俗社会饮茶有相似之处,采茶、焙茶和煎茶的原则与追求都能在唐宋茶学著作中找到对应。僧人与士大夫以茶为媒介交相往来,在空幽的环境中品茶论禅。采茶、制茶、馈赠、品饮,其间的茶超越了物质范畴,成为禅的物化。

观物吟诗与内圣外王:论作为宋韵载体的邵雍诗歌

数量庞大的宋代诗歌,承载着宋韵文雅风流的核心文化内涵。今存1400多首邵雍诗作,集中反映了理学家的言理倾向,影响宋代诗坛的发展路径。诗集命名为“击壤”,传达生于太平盛世的幸运以及生活安乐闲适的自得,二者皆为太平社会的成立要素。诗集中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诗人形象,“乐天”的同时取法白居易诗学,书写自己的日常闲适生活。诗人身心清闲,坦诚面向万物,用诗发现物理人情,既写出天然秀句,也倾向言理说教,呈现“以意行文”的创作追求,这恰是宋诗好说理的整体艺术风貌。邵雍诗由表及里发掘日常生活的理性内涵,蕴含着“内圣外王”的现世追求,带动整个诗坛迈向较高境界。

“兴”的重新发现与南宋中期“杂兴体”的郁起

杂兴体组诗起源于唐朝的杜甫和储光羲,在南宋中兴时期,出现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爆发。这不但与南宋诗学、经学的新空气有关,更直接的原因是对于江西诗坛为代表的诗法系统的抵拒。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的杂兴体组诗,在整体特色上也表现出与江西诗法相反的倾向。南宋中兴诗坛杂兴体的盛起在宋诗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是一股返动的、“破执”的力量,它对宋代诗学建立起来的各种法则、界限都从本质上进行了抗议,是宋诗史上的一场规则厘革。

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

理学之“发明”,因其涵涉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故必然成为宋元时期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基本表达方式。基于理学“发明”的理学诗书写,外显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藉“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而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基于理学“发明”的上述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若干种典型文本形态,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回顾与前瞻:北宋使辽诗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定期遣使交聘成为双方交往的主要活动。北宋使臣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使辽诗”。学界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于北宋使辽诗的特点、价值、意义等做了较深入的探究,成绩不小。未来的使辽诗研究宜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强化文学本位,将其置于宏阔的中华文学史视野之下,考察其对于中华文学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同时,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可以将使辽诗作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意味的”观测点。

文学教育视野下南宋诗文选本的选录标准——南宋诗文选本与教育之关系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南宋社会文学教育发达,诗文选本受教育因素影响较大。选编者在编选选本时会考虑读者需要与教育所需。南宋选本的选录标准呈现鲜明的教育教学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选本编选注重“技”与“道”的统一,选文的篇幅以中短篇为主,选文侧重选取名家名篇,重视选本对写作指导的规范性作用。

《全宋诗·范镇诗》订补

范镇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和音乐家,与司马光并称。《全宋诗》收录他的诗歌67首,残句15句。《全宋诗订补》校订误题1首,辑补8首。据考察发现《全宋诗·范镇诗》仍存在重出误收、诗序及作者自注缺失、诗名误题以及漏辑等问题。文章新辑范镇诗9首,残句1句;新辑诗序及范镇自注4条;辨明诗题误题1首及重出误收5首;纠正以上二书将二诗误为一诗。

宋金元时期煮散方剂服药方法的研究

通过整理宋金元时期的代表方书,对宋金元时期方剂的服药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该时期方剂的日服次数大多未作明确说明,在纳入研究的共5万余首方剂中,明确写明日服次数的仅4 126次,其中主要为日三服(63.2%),其次为日二服,若病情危重时或需要药力持续时,也有日四至六服,对于药性峻烈且含有毒性药物的方剂,也有日一服的服用方法。同时,研究发现该时期方剂的服用时间多为食前服(46.9%),多用于病位在下的疾病,而心系及眼科疾病等因其病位在上,则多采用食后服,一些具有周期性和规律性的疾病可于发病前服药。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为现代临床使用宋金元方剂治疗提供借鉴。

宋人对杜甫诗病的指摘及其诗学意义——以宋代诗话为中心

杜甫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宋代尊杜尤甚,宋诗话中对杜诗有大量的评点赞美。但也不乏对其诗句篇章的指摘非议,涉及用事之误、村陋俚语、声韵问题、属对工拙、蹈袭前人、诗意重叠等多方面。宋人在崇杜潮流下,仔细辨别杜诗的精华与瑕疵,指出了学杜的门径和要点,反映出宋人具有相对理性的学习精神和艺术批评态度。此外,通过杜诗诗病分析可以看到宋人学杜的阶段特征以及宋人学诗的严谨态度和精神面貌,还可以观照杜诗学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以多元历史文献为解读文本的宋代植物香景营造研究

通过提取及分析宋词选(《乐府雅词》《绝妙好词》《阳春白雪》)、宋代园记(笔者筛选整理得105篇)、宋代地志(《方舆胜览》《舆地纪胜》)文献中的植物香景文本,结合其余历史文献、图像资料等,对宋代植物香景的营造材料、营造手法、营造特征、典型香景植物及园林、审美等方面进行研究。得出基于宋代文人群体的植物香景偏好,发现宋人喜好的许多香景营造范式在历史上早有渊源,从文学作品方面,包括先秦典籍、两晋隐逸山水诗、唐诗宋文等都对宋人香景审美产生重要影响。造景形式上宋人相互仿照或沿袭前人不在少数,但也发展了宋代的植物香景应用实践;一些新兴的带有典型宋代文化符号的香景植物审美内涵也为宋人所挖掘,如酴醾之“香雪”“垂架飘香”,部分园林已具有香景营建自觉意识。另外总结宋人的香景审美理念,即宗“理”审美为主,“娱情”审美兼具。

礼物的流动:论黄庭坚的赠茶诗

茶是宋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礼物,产生了大量的赠茶诗。黄庭坚的茶礼馈赠和诗歌书写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在地方为官,尚未重视茶的礼物功能;中期京中任职,与同僚频繁茶、诗互酬,是赠茶诗创作的繁荣期;后期贬谪各地,赠茶诗减少。茶作为礼物,在黄庭坚的生活中发挥了构建社交网络、提供诗歌较量契机、规劝朋友的作用。黄庭坚的赠茶诗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君王处于顶端,上下有序,并且茶作为礼物,主要在持有相同政见的政治团体内流动。

江西省地方志与《全宋诗》补正

江西省地方志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即著录了《江西府县志辑》87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康熙)宜春县志》《(康熙)峡江县志》《(同治)袁州府志》《(同治)萍乡县志》《(同治)鄱阳县志》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54首,补充作者11人。

试析宋代江西籍诗人笔下的庐山景观

庐山山川秀丽,自然人文资源丰富多样,有“人文圣山”之美称,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往并创作出大量诗文,宋代江西籍诗人也不例外。宋代描写庐山诗歌的江西籍诗人共70位,留存下来的庐山诗有400余首。作为江西本土诗人,他们书写庐山诗歌,吟咏庐山景观,包括庐山山水、寺庙道观、先贤遗迹和动植物景观等。这些景观为庐山增添了风采,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亦成为了宋代江西籍诗人笔下常常吟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