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适:论孟浩然的交游诗

孟浩然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一生来去城市与山水之间,虽未显达,但声名大振。他受到同时代人追捧的部分原因在于他自由的个性,而这种独特的个性又在他的诗歌书写中展露无遗。“交游诗”是孟浩然诗集中重要的题材内容,可以从他“交游诗”呈现的“自由之惑”、“自由之问”与“自由之适”,来探求他这种个性的显现。要之,孟浩然的诗歌书写时刻关注自身当下的感受,不假矫饰,更不在意奔走京城和隐居襄阳前后期的行为与意图是否一致。实际上,他的交游书写一直有着“自由之惑”和“自由之问”,但最终在心理上臻于“自由之适”的境界。同时,他的这种个性与诗风影响深远。

在“不干人”与“遍干诸侯”之间:李白干谒诗文中的理想自塑与个性坚守

李白对干谒行为的认识十分矛盾,同时在干谒诗文中塑造了极具特色的个人形象。他借助诗文反复描述其才华横溢却又壮志难酬的现状,并加之以豪情侠义与淡泊名利的个性特征,在书写中逐步完成自我体认与形象建构。对积极干谒的现实行动,他通过否认对名利的追求,美化干谒动机,借他人经历投射个人苦闷等心理防御方式,获得相应的心理平衡,实现个人理想形象的坚守,为后世留下永恒的“谪仙人”形象。

论清代海南诗人对苏轼的接受——以《琼台耆旧诗集》为考察中心

《琼台耆旧诗集》是当前唯一存世的清代海南诗集,其中辑入的海南诗人作品有诸多接受苏轼之处。在诗文接受的层面上,他们频繁化用苏轼诗文为诗、主动吟咏唱和苏轼诗文;在人格境界的接受层面上,他们高度推崇苏轼超然自得、乐观豁达的人格风貌。该接受现象的出现,不仅延续海南接受苏轼的诗歌创作传统,也推动东坡文化在海南的进一步接受与传播。

杜甫杂诗的开拓——以《秦州杂诗二十首》为例

杂事发展到唐代有所新变,《秦州杂诗二十首》改变了杂诗以个人情怀为主的写作传统,转向社会现实。底层百姓及其生活成为杂诗的审美对象,拓宽了杂诗表现范围;从平民立场为百姓发声、批判现实,提高了杂诗的思想性;其杂诗手法随着写实增加而转变,展现杂诗艺术形式的适应性,丰富了杂诗乃至诗歌的表现手段,影响了后世诗歌发展。

复与变:陈子昂、张九龄《感遇》组诗比较研究

在咏怀系列脉络中,陈子昂与张九龄均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学术界有关陈、张二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歌内容的阐述上,除了诗歌中的情感抒写以及美学意涵之外,还包括二人思想体系差异的情况,而在“咏怀祖师”阮籍对二人的影响方面未受到太多注意。本文意图将二者的作品放在阮籍咏怀诗脉络之下,探究其在题材、表现手法、结构和内涵方面的异同,以加深对两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唐代茶诗:学理、讽谏、人格的交汇

唐代,饮茶之风兴盛,茶诗大量涌现。这些茶诗共同勾勒了茶叶的产地、品种,再现了采茶、制茶、煎茶的过程,阐述了饮茶的功效,融入了禅理,部分茶诗还配有富有学术价值的诗序,这都使唐代茶诗带有了一定的学理性。此外,唐代茶诗还融入了士人强烈的讽谏意识,并彰显了士人的精神品格。而唐代茶诗中学理、讽谏、人格的交汇,不仅丰富了茶诗创作的内涵,也为茶学、文化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及思路。

曾大兴教授的柳永研究——以柳永的“人品”和“词品”为中心

自北宋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柳永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品”问题,二是“词品”问题。曾教授通过文献考证和文本细读,首次把柳永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把柳永对歌妓的态度作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借鉴心理学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柳永对功名的态度,指出其则是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市民的享乐意识之互补为特质;再就柳永自述和前人词话的有关记载,揭示柳永所遵循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必须适应歌妓的演唱需要和满足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

早期新诗的价值取向与诗学意义——以《尝试集》中第三人称代词的运用为例

早期新诗的创作,代表了大多数青年寻新求变的思想状态以及情感心理,其本身是内化于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的整体文化逻辑之中。胡适《尝试集》中运用第三人称代词表达的诗歌,将“白话新诗”从语言层面深入现实层面;从第三人称代词及其复数变换的层面探寻到《尝试集》背后的主体意识,即主义与文学、历史及现实的关系。可以看出,第三人称代词在《尝试集》中的运用隐含着新诗中的自我与他者意识同各种政治力量、话语势力的协商周旋,关系着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早期新诗的诗学意义与立场建构,共同构成了思考近代中国的视角和方法。

桄榔诗社对苏轼诗文与人格的接受

清道光年间成立的桄榔诗社,既重视苏轼被贬至海南所作的诗文,又推崇苏轼乐观旷达、从容淡定的人格风貌。该诗社的成立是清代儋州乃至海南文人接受苏轼诗文与人格的标志性事件,体现了苏轼在海南文化史上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体现了清代主流文化与海南地域文化的融合。

《史记》人格遗韵与魏晋南北朝游侠诗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展现的人格精神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游侠诗在魏晋南北朝的崛起与繁荣。复仇、报国、市井是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三大主题:复仇游侠诗通过对少年复仇和女性复仇的描写,重现了《史记》中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报国游侠诗通过民族战争的洗礼,促成游侠由报恩到报国的思想转变;市井游侠诗在斗鸡走狗的生活中赋予游侠潇洒不拘的个性特征。

陆游《入蜀记》引据诗文的价值

陆游往返四川途中,多有创作和评论。其《入蜀记》喜欢"引据诗文",所引诗文达40多家180余篇。亲临实地激发陆游联想起相关诗歌,即景即兴发表有关评论,对这些过去自己有所忽略、诗论家不曾关注的诗歌作出了真切具体的解读,纠正了以往的一些模糊认识。陆游在回望先贤时,不时发表一些见解,其中有关李白、梅尧臣、简栖碑以及骈文的独特评价,富有新意与卓识,体现了他的文学批评观。此外,《入蜀记》所引的名家诗文,在今天仍然具有校勘和辑佚等方面的价值。

毛泽东诗词对外传播的文化价值

毛泽东诗词内涵丰富,形式精美,已被翻译成30多个英文版本和20多个其它语种版本,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对毛泽东诗词的主要英译本和其它语种版本进行概括性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毛泽东诗词在对外传播中所实现的文化价值,包括毛泽东诗词特有的艺术魅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如天地观、典故、数字文化、地域文化等)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形象起到良好的塑造作用等。毛泽东诗词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既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也使其在世界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宋初隐逸作家的人格变易与诗风追求

宋初隐逸作家的诗歌创作,不仅为当代诗坛增添了许多雅逸脱俗的清超气息,其影响所及,甚至关系到两宋诗学精神的重构与再造。宋初隐风袭自晚唐五代,但随着隐士群体政治文化地位的不断改善,不仅隐君数量有增无减,以单纯出世为指向的乱世情感也逐步消解,而以融通出处、淡化仕隐隔阂为特征的新的隐逸心态正日臻成熟。相对于唐末五代隐士与世暌隔、幽苦孤独的吟唱,宋初隐君的诗歌创作则明显流露出自信、自在、闲适、和愉的情调。隐、仕两类人群通过旷日持久的唱和酬答,有效实现了隐、仕人格的互补与契合;同时,隐逸作家静正和愉的创作心态,也影响和改变着当代诗坛鄙俗浅陋的衰弱景象。宋初隐逸者的作品大多充满生命自由的快感,更加贴近人情人性的内在本质,其艺术风格或清雅、或飘逸、或闲适、或狂放,呈现着多元个性的魅力。前人多将"九僧"、林逋、魏野、潘阆等人的诗歌作品归入"晚唐体",太过简单,且有悖创作实际。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奉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从“先甲集”看查继佐儒侠互补的人格结构

查继佐是海宁查氏家族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思想亦儒亦庄亦侠,纵横谈辩、文学艺事,亦无所不擅。但他最显著的人格精神体现为儒侠互补,这是由他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所受的家族薰染和文化教育决定的。查继佐儒侠互补的人格结构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前半生所作的"先甲集"诗歌中,他博大的政治胸襟、别样的悲悯情怀、犀利的批判精神、张扬的担当意识、侠义的务实之举,结合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侠客的行为方式。查继佐后期人生也是其前期儒侠人格的合乎情理和逻辑的延续。

清诗总集误作别集辨正

清诗总集研究薄弱,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有些总集,甚至还被误认作别集。现在列举十种这样的总集,逐一予以辨正。

关联理论与汉诗英译中人称代词的翻译

汉诗中的人称代词多为隐性人称代词,而英语中人称代词则需要明示。由此,人称代词的翻译成了汉诗英译中译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根据人称代词的分类——即显性人称代词和隐性人称代词,以关联理论为依据,分析了译者在汉诗英译中对人称代词的认知过程。研究结果表明,译者对于汉诗中显性人称代词的翻译,其本质是进行符码转换;而对于隐性人称代词的翻译,译者需要进行认知推理,寻找最佳关联,以推导出具体的人称代词。

陶渊明：一个生态美学的文本

陶渊明"天人合一"生命观的内涵是"天人和谐",人依赖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同时,在这种物我为一的和谐中提升着人的心灵境界。为了说明,文章从"鸟意象与诗意回归"和"酒意趣下的浅近自然"两方面来阐释。同时,陶和一般人一样,面对生活,他也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经过一番诗意的"精神治疗"之后,最终达到了冲和静穆的境界。其途径有三:安时处顺、审美自足信念的思考;自由闲静、任真自适的心态定位;躬耕陇亩、自耕自资生活方式的选择。所有这一切使得陶成为了一个生态美学的文本。

空幻中的追寻——试论纳兰词的人格精神

纳兰性德常常在他的词的凄清哀婉的意境中抒发一种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受。这种空幻意识的形成与他的个人遭遇、社会时代及文人性格有关。在这种空幻的感受中,词人经过痛苦的追寻,把儒家心性修养的理论和佛道中超脱隐逸的情结相融合,最终形成了鄙视富贵功名,向往个性自由的至高的生命境界,体现了高贵的人格精神。

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

文人相与赠答之诗 ,始于汉末 ,盛于魏晋。现存魏晋各类诗歌 ,在数量上以赠答诗居第一 ,在质量上 ,赠答诗也堪称上乘。当时诗人以赠答诗为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 ,并赋赠答诗以“新诗”、“嘉诗”等专门名称。这些赠答诗人 ,主要出于邺下文人、正始文人、东吴遗少、二十四友、兰亭诸友等文化群体 ,赠答诗与之相应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魏晋赠答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的交流状态及复杂的交流心态 ,凸现出魏晋诗人珍惜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