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多族文化融合

伴随着元代社会统合的稳步进行,上京纪行诗在元中期达到鼎盛。无论是诗歌数量、主题分布,还是作家群体及其构成,都渐臻成熟,成为有元一代最独特的诗歌类型。上京纪行诗人群体的身份几乎涵盖了元代所有种群和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四种宗教教士。在广泛、频繁的诗歌创作、唱和活动中,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士互相交流,带来的是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具体体现为跨族群文士的交往、蒙汉歌谣习俗的混杂和“国语”、汉语、高丽语等至少三种语言文字的并行。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域书写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颇多景观描写,这些景观描写着力突出了元上都独有的异域特色。元代扈从文人们通过对扈从上都沿途及其上都城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既突出了其对元上都独特的异域风光和风俗的喜爱,也展现了其客居他乡的思乡之情。元代上京纪行诗异域书写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元上都优美的自然风光;二、元上都独特的人文环境;三、元上都浓郁的游牧文化氛围与多元异域风情的浸染。

行走异域——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

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元代诗人廼贤上京纪行诗中的寻根情结

廼贤是元代后期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他曾于至顺年间从家乡江南来到大都,并前往上都进行观礼巡游,期间作了31首上京纪行诗。廼贤的上京纪行诗,或粗狂奔放,或清新隽永,透过这些诗歌,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华化的少数民族作家,虽生长于中原,却深深地怀念着塞外,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情结。

元代上京纪行诗文概论

为丰富元代诗文研究,针对其中独具特色的上京纪行诗文,深入分析其写作特色和文学价值,试探讨元代文人创作上京纪行诗文的心态。在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元代上京纪行诗与元代上京纪行文互为补充,应结合起来研究的观点。

元诗中的异域书写——上京纪行诗与边塞诗比较研究

上京纪行诗是元代特有的文学作品,主要描写文人随驾上京时的见闻与感受,由于其内容主要为描写草原风物和少数民族生活,因而与唐代边塞诗有相似之处。但上京纪行诗亦不能定义为元代的边塞诗,它是以元代的"两都巡幸"这一特殊事件为背景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上比唐代的边塞诗更具特殊性和局限性。且就元代的情况来看,"上京"并非边疆,而是一座重要的都城,故而上京纪行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塞诗。将二者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有助于探讨上京纪行诗的独特风格及其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论元代后期上京纪行诗

为了整体把握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特点,针对后期上京纪行诗,深入分析了后期作品的题材和写作风格,探讨时代特点和文人身份对后期上京纪行诗的影响。在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期上京纪行诗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高,许多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的观点。

从上京纪行诗看元代文人心态

在当前的元代诗文研究中,较少有学者涉及上京纪行类作品。但作为元代诗文中特色突出的一支,上京纪行诗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为了填补古代文学领域这一较薄弱的环节,完善和丰富元代诗文的研究,考察元代文人的境遇和心态,对上京纪行诗进行深入的探究是非常必要的。

草原文化对元代诗学的影响

元代文人因上都之旅而创作了大量的上京纪行诗,随之出现了对其进行评说的诸多序跋题咏,主要有“山川发雄文”与“率尔赓和”的诗歌创作观、“观风备览”与“存一代之典”的诗歌功能观、“传盛世之音”与自觉追求盛世气象的文学精神等,引领了元代诗坛风气。在中国诗学史上,这些诗歌观念是文人们首次集中对草原文化题材诗歌的诗学表达,也是文人对一统盛世和观览草原帝都体验下诗歌创作的自觉发扬,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