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

南朝乐府官署与东晋一脉相承而略有变化 ,这一时期 ,民间清商新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期 ,不仅在实际生活及朝廷礼乐活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而且对文士创作的影响有更加显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变化 ,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则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 ,但自北魏起 ,在这一向回归传统的表面现象下 ,乐府歌诗在音乐上均明显受到胡乐的影响 。

魏晋女性复仇文学主题的文学史意义及成因

汉末至魏晋时期女性复仇文学主题真正形成。与同时期男性复仇故事相比,女性复仇在复仇动机、复仇过程、复 仇结局等方面具有许多独特魅力。女性复仇以其反传统性、反文化性,在礼与法的冲突中受到时人的肯定与赞誉。并 且,引起诗人们的关注,进入抒情文学,特别是乐府诗,为诗人们所咏叹。本文浅要地分析了其特定的文化历史原因。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乐府”新证

据《二年律令·秩律》等文献记载,汉初确实已经设置"乐府",掌管着宫廷之乐,为皇帝服务,武帝乃立"乐府"之说不能成立。"太乐"一官并非始自于秦,秦时所设置的是"外乐"·,汉初因袭,与"乐府"分掌雅乐与俗乐,而后的某个时间才更名为"太乐"。

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谦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

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辞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涛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辞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它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辞,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

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汉代歌谣兴盛的原因

汉代产生了大量歌谣,它们的兴盛与汉代的社会现实、“举谣言”的官吏考核制度、察举制举荐人才的措施、贵名节的社会风尚及“清议”品评风气、乐府机关的设置等密切相关。

乾隆时期试律诗艺术风格探析

自乾隆二十二年开始会试中加入试律诗,二十四年乡试中又加入试律诗,此后试律诗推广到各类考试之中。其中尤以乡、会试为主,每科乡会试考官需要对士子的试律诗做出点评。通过现存的乾隆时期考官评语可见当时试律诗的艺术风格和师法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试律诗的艺术风格亦与当时诗坛的诗风相关,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唐宋钦州流人与诗歌考

近年来对广西北部湾文化的研究形成热潮,钦州作为广西北部湾的重要城市,在唐宋时期就有许多官宦文人流放至此,他们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为钦州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一直以来却没有对这些流放的官宦文人进行考究,笔者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舆地纪胜》、《建炎纪年要录》、《全唐诗》、《全宋诗》等文献,爬梳考究后认为唐宋流放至钦的官宦文人共30人,相关诗歌34首,希望本文所得之结论给钦州文化研究带来帮助。

1849年越南如清使臣与清朝伴送官唱和诗刍议

1849年越南使团如清岁贡,成员中有越南世称"超神适圣(阮文超和高伯适两位顶级文人)"组合中的神,即名人阮文超,此使团却常被忽略。沿途他和另外两位使臣与中国清朝伴送官员之间频频用要求最严格的步韵方法进行诗歌唱和,至今很多唱和诗已失佚,目前只收集到二十七首,但谨借此略陈管窥之议,反映中越两国诗歌唱和传统和越南文人的汉诗水平。

宋代科举解试、省试诗文献考论

宋代省试、解试多数时间考有诗,但这类诗在现存文献中保存却很少,《万宝诗山》成书及真伪情况复杂,其它拟作专辑多未流传,科场所作只零星散见于各类文献中,文人场外拟作则相对较多。宋代省试、解试诗作出题多以古人诗句为题,尤其是以杜甫诗句为题较多,命题相对较为随意。宋代省试、发解试诗及拟作对研究宋代科举考试内容、宋代诗歌及文学风尚有重大意义。

六朝乐府“风人体”对后世方言的影响——以南京方言为例

六朝乐府诗对后世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使全国各地方言产生了特殊的谐音造词法:隐实示虚,设难成趣,使汉语有了数量众多的有智巧艺术性的词。此尚未有人论述,本文以南京方言为例做补空白而充分的论证。

红楼诗学渊源论——兼论《红楼梦》对明清诸家诗论的接受

《红楼梦》中有不少关于诗词创作和诗学理论主张的讨论,这种讨论融入了小说的血脉,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红楼梦》所构建的诗学思想体系深受当时所流行的明清诸家诗论的影响。一方面,《红楼梦》对明清诸家诗论的接受与传承,构成了观点鲜明的红楼诗学;另一方面,《红楼梦》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明清诸家诗论进行批评与改造。总的来说,这种接受或批评是客观而辩证的,也是符合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实际的。

北宋士人种菊诗探论

士人种菊诗,是指士人描写自身及其他士人种植菊花活动以抒情寄意的诗歌作品。北宋士人种菊诗作,涉及菊花之祛病健身延年之养生功效,美艳高洁淡泊的比德质素等多重意涵;折射出作者们不同心灵倾向,如江休复之洒落,司马光之朴素,欧阳修之悲慨,梅尧臣之温和,吕陶之坦诚,刘挚之清隽,张耒之平易、毛滂、李新之落寞等;从北宋中期的刘挚、吕陶开始,陶渊明的影像逐渐凸显出来,先是化作应对政场艰辛的平衡器,后则充当疏离社会昏乱的安慰剂。北宋士人和隐士的种菊行为暨种菊诗作,建构了一个北宋士人群体藉以涵养身心的“菊世界”。

从王维诗作看其仕隐矛盾的解决过程

王维一生仕隐矛盾较为突出的有两次,均对其人生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仕隐矛盾的解决过程,充分展示了他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

英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英藏敦煌文书本事考

敦煌写本的释录考证工作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本文是对英藏敦煌文书《斯五二九背失名行记》和《斯六一九读史编年诗》的本事考。《失名行记》记载了一位唐代晚期僧人的游历经过 ,内容包括游历路线、沿途所过州府名称、称山位置、寺庙掌故以及古迹佚闻等。所涉范围包括当时唐朝廷所辖的中原大部分地区 ,北到幽燕 ,南至闽粤 ,东临海溟 ,西攀华岳 ,对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史和唐代晚期中国佛教发展状况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读史编年诗》为一部编年诗集残本 ,据序言其诗取前代史事 ,自初生至百岁 ,岁赋一首、两首 ,本凡百一十首。现残存一岁至二十八岁 ,共诗三十六首。记载从黄帝战蚩尤到唐代古代正史及传说中圣贤、君王、将相、文人、孝子、释老等事迹。本文即是将诗文中事迹还原到正史中 ,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依据 ,参考其他参考书和辞典 ,找到其根源出处。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官员犯罪司法程序的特点

乌台诗案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诏狱。这个由皇帝直接掌管的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审判高官犯罪的案子,其司法审判也是按从劾奏到圣裁等七个程序逐一进行,是诏狱审判制度的具体实施,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符合当时法律规定。官员犯罪的司法程序是围绕查明犯罪事实、促使犯罪官员认罪伏法设计,包括诏狱在内的绝大部分案件能够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即所谓"法在有司"。而统治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亲自下诏书最终定罪,除了训诫教化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显示权威的政治意义,是所谓"恩归主上"。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再探索

陈寿《三国志》中因没有记载诸葛亮的《梁父吟》辞,由此引来近千年争议。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梁父吟》,实与汉魏时期传承汉代乐府关系密切,而记载于唐人书中的辞也是不容置疑的。汉魏文人好借乐府旧题改制新诗,乃一时之风气,且他们的乐府诗中,又往往透出悲凉的感情。这是历史现实所为,还与当时人叹息人生易逝,生命短暂情感一致。诸葛亮好为此悲凉之辞,乃时风影响,反映出他珍惜生命的思想,向外传达出励志有为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