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高丽朝《夹注名贤十抄诗》所选韦蟾诗校补

高丽朝佚名学者所编《十抄诗》,是迄今所知海内外第一部唐代七言律诗选集。又三百首诗中散佚之作竟达三分之一还多,所收韦蟾诗十首竟皆是,实为后世学者辑佚之资粮。其后该国僧人子山勾稽中土经史子集诸多典籍予以注释,编成《夹注名贤十抄诗》一书,对东北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颇多贡献。然而后人评其“注多鱼鲁”“字颇舛错”并非虚妄之言。与《全唐诗》《唐诗纪事》《唐音癸签》等比勘发现诸多异文,逐一指出并说明。

汉魏六朝尚方职能及其与皇权关系

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差异。南朝左尚方负责王朝军械制作,右尚方仍为宫廷制器。左尚方制军械,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北朝自魏孝文帝以来,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南北朝尚方及其职能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私奉养”色彩皆渐淡化。不过,汉晋六朝尚方一直具有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的职责。尚方制器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成为皇帝与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历朝通常禁止臣民私求或仿造尚方器物,但魏晋以降,因皇权衰落,管控力度减弱。

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乐府研究特色及其学术渊源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近代乐府学的重要成果,在乐府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也奠定了萧涤非在乐府学史上的地位。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作为继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之后的近代乐府断代史,其乐府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乐府观方面,提出“乐府创诸体”的独特观点,肯定各类乐府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综合性、多视角的作品解读方法,深入挖掘南朝乐府的价值和特色。《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体现了萧涤非师从黄节的学术渊源。无论是在汉代民间乐府的分类,对“清商三调”“相和歌”的认识和作品的解读上,抑或是学术精神上,均可窥见萧史对黄节《汉魏乐府风笺》的吸收。黄节、萧涤非作为“九江学派”后学,其对民间乐府的研究和重视反映了动乱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范例。

汉魏六朝鹦鹉赋创作之流变

今存汉魏六朝鹦鹉赋作16篇,为此时期咏物赋数量之最。其中,祢衡《鹦鹉赋》收录于《文选》,其余15篇鹦鹉赋作则通过唐宋类书得以留存。16篇鹦鹉赋作在体物、叙事和抒怀三方面呈现出内容上的沿袭和形式上的创新,并表现出由建安之崇文主气、两晋之细致尚巧至南朝之典丽唯美的文学流变面貌,其中又不乏个别赋家自觉的突破与求新。汉魏六朝16篇鹦鹉赋作的流变是时代审美演变的具体细流,又在文本自身表现出继承与新变。

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汉魏六朝尺牍套语论(上)

尺牍行文多呈套语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礼仪的直接产物。其核心表现就是行之久远,用之广泛。一般套语大致可分为三类:具礼套语、常行套语、流行套语。具礼套语、常行套语是附丽于尺牍、具有文体表征意义的文化存在。流行套语则与文化思潮、士人风尚密切相关,因时而变。尺牍套语酝酿于先秦,初步成形于秦汉,普及拓展于三国两晋,齐梁时期达到全面成熟。套语的出现,使古代尺牍完成了文字的格式化结构与礼仪的修辞性表达之间的统一,既呈现虚实相生的审美面目,同时也助长了浮华文风。

曹植《远游篇》创作年代新探

《远游篇》是汉魏著名诗人曹植的五言诗,创作年代不详,且至今未有定论。对《远游篇》具体创作年代,或简而概之认为是曹植人生后期作品,但对诗人在黄初与太和年间的差异状态不予区分,更多的则是避而不谈。联系作者生平,细究作者心理,通过文本互证可知,《远游篇》创作年代可确定于黄初中后期。

新疆奇台县石城子墓葬的年代与族属

新疆奇台县石城子发现的墓葬,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看,多具有早期鲜卑特点,特别是陶器、铜镯等,是典型的鲜卑器物。结合测年数据,推测墓葬年代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墓主族属为檀石槐鲜卑。这是目前发现的最靠西的早期鲜卑墓,对探讨鲜卑和乌孙的分布也具有重要意义。墓葬年代晚于城址,墓主和城址没有关系。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北魏彩绘木棺

现藏内蒙古博物院的两具彩绘木棺虽年代久远,但棺板彩绘颜色鲜艳,画面内容基本完好。根据画面内容确定为北魏时期的两具木棺。在述清现存棺板彩绘内容的基础上,对所绘内容表现出的北魏时期生产、生活形态进行了考证,推断其时代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的彩绘木棺。

论尉缭子的“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原是指尧、舜、禹、汤、周文、周武等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20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大批兵书残简,其中有与今本《尉缭子》[1]大致相同的残简六篇。残简中多有尉缭对“文、武”的论述,他以治兵实际为出发点,紧密联系战国大变革的时代特点,适应战国大变革时代变化,结合兵家治军的实际经验,形成了带有兵家思想特色的“文武之道”,即以德为先、刑为后的教戒之道,赏于前、罚为后的兴功止奸之道,文攻武守的固国之道。

“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解

文章從《三國志·蜀書·簡雍傳》裴松之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生發開去,探討了與此相關的音變構詞。本文就幽州一帶東漢至南北朝耕部字變入元部字,幽州方音與漢魏晉南北朝詩文用韻、古注音所反映的耕部變元部的歧異原因,《切韻》系韻書爲什麽不收“耿”讀“簡”的異讀,裴松之注“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注音背後的規則,幽州一帶“耿、簡”同音現象在後代逐步失傳的原因等相關問題,得出多種新的見解,旨在加深漢語語音史及相關學科的研究。

“圣意恳恻”:曹丕代汉前后的诏令文探微

“圣意恳恻”本是臣子对于曹丕辞让令的评论,意在突出曹丕推辞受禅的诚恳谦让。在汉魏禅代前后,曹丕的诏令文分别从施行德政、顺应天命和礼遇汉室三个方面表现出“圣意恳恻”的文体特征。而这一文体特征正是曹丕代汉之际的政治运作在公文上的体现,从而凸显出曹丕诏令文在汉魏禅代之际的重要作用。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种植利用刍考

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东汉崔寔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的重大贡献。

湖湘政治群体之崛起与湖湘区域文化之自觉--论王闿运对汉魏六朝诗派之建构

咸丰九年(1859)王闿运旅居京师与汉魏六朝派同人共同钞选《八代诗选》,这一文学活动不仅是此派人物提倡汉魏六朝诗的重要标志,更因与湘籍士人同列"肃党"的政治幕僚身份,使得《八代诗选》的编纂明显昭示出彼时京师湖湘文人群体强烈的地域认同、政治热情和诗歌理想。此后,湖湘士人更是在科举、学术、诗文、从祀文庙等广泛的领域以求文化上的奋进和自信。以王闿运为核心的汉魏六朝派诗人则建立了由王夫之、魏源到邓辅纶和湘绮本人的诗脉传承谱系。而此种种诗学和文化领域的努力,显然存在更深刻的背景,即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湖湘士人群体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湖湘文化传统之自觉建构。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亭故事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有一些以亭为背景的故事,形成一种特殊的亭结构叙事模式。亭结构基本上具备三个要素:亭、人(宿客)、鬼(包括精怪)。主要有两种类型:女鬼报冤和人鬼较量。事故事根植于汉代亭制度,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表现出鲜明的正邪观念,并呈现出恐怖神秘以及幽默诙谐的美学特征。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都城水系营建及其对区域景观的影响——以汉魏洛阳为例

水系营建对传统城市区域人居环境的整体营造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汉魏洛阳都城区域为例,结合古籍记载与考古成果,梳理并示意性复原了汉魏洛阳城郊与城池水系,同时归纳各自营建策略,并分析水系对各类区域景观(城池、城郊景观及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汉魏洛阳城郊水系包含引、传、蓄、泄四大部分,体现出规划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充分理解,城池水系则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结合各部分的区位、功能及水利特性,汉魏洛阳水系在不同尺度上对其区域中的居住景观、支撑景观、皇家园林及生态环境等均产生了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