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reciation of the Rhyme of Poems and Sonnets

In poetry, the device of ending two or more lines with words that sound alike is called end rhyming;end words that share a particular sound are end rhymes. When used in a poem,end rhymes set up a definite pattern of sounds-a rhyme scheme.

聂景孺《樱花馆日本诗话》考论

聂景孺的《樱花馆日本诗话》是中国诗话史上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汉诗的专论。作者1914年留学日本时,收集了117名日本汉诗人的作品247首,74联,分别录入110则诗话,并加以品评。本文对该书的作者身世、全书构成、资料来源以及编撰特色做了全面考察,指出作者为中国读者展示了一幅明治汉诗坛丰富多彩的画卷,但作品采纳较为随意,审美倾向较为保守,特别是对所收诗作擅自做了大量改动,却从未明言,这一点须加注意。

论汉末瘟疫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末瘟疫不仅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对建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末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战争资源、战争胜负,因此也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末瘟疫造成大量文人的死亡,强化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影响了文学主题的书写,从而刷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生态;汉末瘟疫所造成生命意识的强化、忧生之嗟的生成、死亡主题的勃兴,进一步影响了建安文学苍凉风格的形成。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从对立走向共生:韩东诗歌人与自然关系书写的嬗变

近40年韩东诗歌内容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整体上经历了从人与自然对立到人与自然共生的转变。其转变的内在依据与韩东的自然观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人文主义,审美观从人化自然的审美观转向生态审美观,感知视角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艺术经验从象征、拟人转向感官化的叙述方式有关。这种嬗变轨迹表明韩东的诗歌精神从现代精神逐渐走向了后现代精神。韩东诗歌人与自然关系书写的价值在于不仅包含了人本主义和物本主义两种自然书写模式,而且从弃绝我执的大我视角来书写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使人与自然都回归到生态本性,暗示了宇宙间神秘力量的存在,可增强人们对宇宙的敬畏之心。

韩宝忠《春咏三十六绝》语典运用探析

《春咏三十六绝》是韩宝忠《不如痴斋诗草》中的咏物组诗,其中大量语典的运用值得关注。这些语典生成的时间跨度大,其出处涵盖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尤以集部诗词类作品为主。探究这些语典的来源、具体运用方式和艺术效果等,可以发现作者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并于诗歌中呈现出兼采众家、宗尚唐宋、师法李杜的创作理念。

音符传情:民国时期马思聪《西藏音诗》创作历程和传播效应

多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形成具有充满活力、辐射力强劲的中华文化的前提。1941年,著名小提琴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马思聪依据藏地纪录片《西藏巡礼》、内地流传的西藏民歌和英文书籍中对西藏剑客的描写,并结合广东音乐中的“连环扣”,采用西方乐器小提琴,谱写了闻名于世的体现西藏人民顽强精神的音乐华章《西藏音诗》。自此,《西藏音诗》在全国各地演奏,成为媒体宣传热点,受到知识分子追捧,并被国家级交响乐团——中华交响乐团定为固定演奏节目,逐渐受到全国群众的关注与喜爱。《西藏音诗》不仅是马思聪个人代表作,还是西藏同内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有效载体,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展现了中华文化共同性,进而增强了各族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此,学界应加大挖掘、整理、宣传西藏同内地文化名人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案例,进而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我爱你!》:老年题材电影的叙事新范式

电影《我爱你!》作为青年导演韩延首部执导的老年题材剧情长片,它以底层“悲喜剧”为叙事笔触,探讨了老人有没有权利爱,如何爱等现实问题。其中,电影中的“老年英雄”价值、作者风格、动物隐喻等叙事方式,都突破了以往我国老年题材电影将老人常规置于主流文化边缘、强调老人心理压抑等叙事方式。而反观韩延导演在该片中,对老人所面对的“亲情与爱情”这一社会现实议题的重新审视,则对今后老年题材电影的艺术审美与叙事方式都具有创新性的参考价值。

《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田汉现代歌诗中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

田汉现代歌诗的文体发生与发展,不仅寄寓着他从唯美诗人向革命歌者身份的歌性转向现象,还蕴含着左翼歌诗发生、转向的政治诗学问题。而该现象背后,涌动着田汉与当时声音环境体验间颇具现场感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观。一是田汉因其感性直观的艺术家气质,通过诗歌、批评等形式,从情绪感受到歌诗生成显现出“诗人—革命家”的歌性转向现象。二是田汉对歌诗传统的切肤体认,使他在感应革命声音诗学浪潮时,能自觉穿越歌诗形式之辩回到歌诗语言的政治修辞深处,在语言意指与话语实践中释放左翼歌诗语言的政治诗学能量。三是田汉歌诗中歌性形象化的听觉文化转向,融通大众与音乐的诗学观、主体意识、身体政治美学等文化政治意涵,已超出静观诗学范畴在歌诗语言运动中显示意义。因此,田汉现代歌诗在歌性转向、政治修辞、文化政治等层面揭示出革命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象,值得深入探究。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史记》人格遗韵与魏晋南北朝游侠诗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展现的人格精神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游侠诗在魏晋南北朝的崛起与繁荣。复仇、报国、市井是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三大主题:复仇游侠诗通过对少年复仇和女性复仇的描写,重现了《史记》中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报国游侠诗通过民族战争的洗礼,促成游侠由报恩到报国的思想转变;市井游侠诗在斗鸡走狗的生活中赋予游侠潇洒不拘的个性特征。

曹植与汉魏五言诗研究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汉朝之前,诗的发展形式大体按照先秦诗骚体传统而流传,汉之后,赋、诗新体为汉代以及后世诗歌带来了新的发展之路。而汉魏五言诗的发展在曹植这里显得灼灼生辉,其诗歌创作在价值倾向、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情感抒发等方面,为后代五言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依据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对曹植的品评,进而展开曹植对于五言诗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曹植的创作之路、诗歌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内容的论述。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缠绕与共生:话剧民族化运动中的《关汉卿》及其悲喜结尾

20世纪50年代,田汉创作出了他戏剧生涯的又一经典作品《关汉卿》,剧本赢得了戏剧界的一致好评并成为“十七年”历史剧的代表作。通行本《关汉卿》存在着一“悲”一“喜”两种结尾。两种并行不悖的结尾体现出剧本的双重性结构,表现为喜剧、民间审美与关汉卿的情侠身份和悲剧、革命叙事与关汉卿革命战士之间的对应结构。作为一部融合戏曲与话剧形式的剧本创作,《关汉卿》的双重性恰是话剧民族化运动之中戏曲与话剧复杂关系的集中体现。

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

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从诗人加里.斯奈德的寒山译诗开始,到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白芝《中国文学选集》和其它多种文学选集的争相收录,再到全译本的面世以及在美国伯克利地区的"诗歌道"留名,走过了一个最富传奇色彩的经典建构历程。

我国部分汉族人群MYH9多态性与终末期肾病的关联研究

目的:探索我国部分汉族人群非肌性肌球蛋白9(MYH9)基因第22号外显子与24号外显子间基因序列多态性与终末期肾病(ESRD)的关系。方法: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纳入180例ESRD患者,并选择同期体检118例作为对照人群。采用PCR后测序策略检测MYH-9基因多态性,运用Phase2.0软件计算多态性位点连锁关系,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分析采用网络AliBaba2软件完成。结果:采用双向测序共发现8个基因片段多态性位点,其中5个为新发多态性位点,3个为以前报道的多态性位点。新发多态性位点中,有2个多态性位点(G489A和A616C)位于MYH9基因第23内含子中。关联研究发现,G489A仅存在于ESRD患者中,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别(P=0.013),该结果提示该基因转换可能是危险因素。以前文献报道的Rs4821480(MYH9-92)、Rs2032487(MYH9-273)及Rs4821481(MYH9-787)未见与ESRD相关。连锁分析结果显示TCTCGGAT为最常见连锁形式,但ESRD人群该连锁基因型频率稍低于对照组,而TCTCGGCT和TCTCAGAT在ESRD人群出现频率较对照人群高。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分析,MYH9基因第23内含子的野生型转录因子结合位点数量少于基因突变后的数量。结论:我国汉族人群MYH9基因23内含子附近基因序列的多态性及其连锁关系可能与ESRD发生、进展相关,该基因可能通过基因突变造成该区域转录因子结合位点数量改变来影响疾病的进程。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汉末思想嬗变对《伤寒杂病论》的影响

汉末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时期,有清通简要、得意忘言、务实求真等时代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神仙之风对医学的影响。从思想嬗变的角度,对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行文风格、方法原则、学术思想等诸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其时代背景研究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