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ation and Genius: Characteristics of Li Bai’s Wine Poems

As important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s Shakespeare is to people in Britain,Li Bai (courtesy name Taibai) has its poems widely recognized and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Among his abundant and brilliant poetic works,wine poems stand out as an individual school?with peculiar characteristics.Acclaimed as Shi Xian (the immortal of poems) and Jiu Xian (the immortal of wine),and accompanied by poems and wine all his life,Li Bai is a genius and a romantic figure who took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 forms to new heights.His wine poems enjoy extraordinary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 and wine literature,covering themes including his political ideal,fleeting melancholy due to unfulfilled ambitions,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fe,sincere and profound friendship,courageous chivalry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reality,all of which have strike a chord with the literati class.

四川仁寿石佛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石佛湾摩崖造像现存13龛,造像组合包括三佛、七佛、五十三佛、一弟子二胁侍、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可辨题材有弥勒、僧伽、三世佛、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一佛五十二菩萨等瑞像。根据造像题材及风格,可推断石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上半叶。

论唐代以扬州为中心的交通—文学三角

在唐代,以扬州为中心,存在着三个路线不同的交通—文学三角,由长安、扬州、江陵、成都、广州五个城市及其间的交通路线组成。这是三个事关唐代文学全局的交通架构,布局宏大,结构稳定,功能强大,产生了众多的纪行诗,反映了唐代城市结构、交通路线和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以此为视点,可探索到唐人纪行诗的路线分布特点及规律,探摸到唐文人的成名路径,观察到唐代文学以西北—东南为重的区域分布格局,便于掌握扬州和其他城市在交通和文学上的关系,有利于考察扬州在唐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具有多重文学意义。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四川资阳中和镇菩萨岩、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资阳市中和镇菩萨岩与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均为沱江流域中晚唐时期的典型造像点,二者在龛形、题材和造像风格等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前者雕刻较精美但纪年缺失,后者虽被盗损却有明确纪年题记,可互为参照。综合崖面布局、纪年题记以及其他参考因素,初步判断两处造像集中开凿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初期,晚唐及以后有补凿、搭建建筑和妆彩活动。两处造像题材有一佛、三佛与多身胁侍(含天龙八部)的组像、五十三佛、舍利塔等。

唐代文献中“新样”的程式探析

作为唐代纺织品纹样之一,“新样”多见于唐代正史和唐诗等文献,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选择相关正史和唐诗为研究基础,对“新样”的创制时间地点、应用载体和表现技法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实物总结出其艺术特征,探析其流行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样”有可能在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于益州创制,被广泛用于锦、罗、绫、绢等丝织品上,主要表现技法是织造和刺绣。“新样”的题材以中国特色花鸟为主,花鸟造型生动写实,组织形式灵动自然,在浑厚庄重的大唐气派里,透出了轻快活泼的情调。织绣技艺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时尚审美的追求促成了“新样”在唐后期的流行。

家国之间:唐元和时期进奉的二重性解读

唐元和时期,宪宗对官员进奉采取了既限制又纵容的双重态度。宪宗通过敕令多次强调禁止无名进奉、税外加征,同时,又以家财、羡余等名义给官员进奉以合理的解释。从助军钱分析可见,朝廷即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公开加税,对挪用地方财物助军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管理,从形式上维护了“不征于人”的形象。这就使得进奉在法令的模糊边缘游走,皇帝和臣子从为国积财、舍家为国出发,赋予了进奉伸缩性的解释。这种家国之间的二重性,再加上出于弥补财政不足及维护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使得中晚唐的进奉在既调和又冲突中发展。

西安白杨寨晚唐墓M1373“备茶图”研究

墓葬壁画中“备茶图”题材多流行于宋、辽、金时期,唐墓中则较为罕见,分布地域以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为主。西安东郊白杨寨晚唐墓M1373发现有“备茶图”题材壁画一幅,为目前所见最早,在西安地区更是首次发现。本文以新发现的“备茶图”壁画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的分析,对墓葬中“备茶图”出现的社会背景、早期发展脉络、后期的变化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论唐代题画诗题材、体裁创制的多样性特征

一般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题画诗发展的高峰,历来研究者众多,实际上唐代题画诗已多有创制。立足于唐代题画诗创作文本,着力于从题材、体裁两方面探讨唐人在唐诗繁荣基础上的题画诗开创之功,题材方面涉及山水、人物、花鸟、鞍马、鳞虫等诸多类别,体裁方面呈现四言、五绝、五律、七绝、七律、杂言、歌行、组诗等多种形式。宋人继承了唐人衣钵,范式大体无出其外。唐代题画诗为即将到来的宋代题画诗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成就值得进一步重视与探讨。

唐代婚俗视野下的爱情诗

唐诗集大成者《全唐诗》中反映婚恋文化的爱情诗达两千多首。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爱情诗之中,“寄内诗”和“绮怨诗”分别反映了择偶尚男才和尚女貌的婚恋观,揭示了当时男性因拥有经济绝对掌控权,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处于依附男性的被动状态。贫女难嫁和寒士落魄存在异质同构关联性,故“贫女诗”成为文人抒发怀才不遇的经典题材,表明当时科举诠选制度下,寒门子弟仕途坎坷如同贫女无人做媒一般普遍。通过研究唐代时期的爱情诗,除有助于了解当时婚恋风俗和经济社会制度外,还对现代女性通过经济独立达到精神自立具有启发意义,同时对完善人才选拔制度并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启示意义。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唐建中年间岭南“撙节送上都”银铤考释

中国人民银行所藏“唐代岭南观察使建中四年巡内州及当使撙节送上都”银铤铭文的关键词“撙节”,即节俭支费之意,与“方圆”分别代表节流与开源两种理财方式。此银铤铭文中的“巡内州”“当使”及“送上都”涉及唐后期的两税三分制,岭南将撙节银送上都,体现了两税法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政治关系。这笏银铤的进献者是岭南节度、观察使元琇。建中时期德宗与藩镇频繁战争,国家财政难支,岭南献撙节银是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兴元元年,元琇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应与其撙节进银之功有很大关系。

论晚唐文人的普遍流寓现象

晚唐时代是文人普遍流寓的时代,出现了普遍流寓现象。当时文人主要流寓方式以贬谪、入幕、避乱与在京师蹭蹬科举为主。而因为僖宗、昭宗或曾出奔蜀中或曾为军阀劫迁,故出现了从龙流寓与扈从不及而被迫流寓这两种特殊的流寓方式。这一时期文人流寓的主要地域集中在江南、闽粤和巴蜀等南方地区,亦有少数流寓北方者。随着陇西的重新归附,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张球为代表的流寓陇西乃至西域的文人。长期处于流寓这一生存状态中,文人们较为普遍地形成浓重的流寓意识,并深度融入其流寓创作中。

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浅论

龙门位于洛阳的南郊,它见证了古都的兴衰荣辱,是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唐代诗人宋之问、李峤、李白、杜甫、李贺等留下了歌咏龙门的佳作,从而建构了龙门的文学地理。唐代诗人的龙门书写,在初唐、盛唐集中表现为对盛世景象的歌颂赞美,在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重在“独善”“兼济”的志向抒发。龙门作为驿站又是相聚离别的场所,诗人失意宦游的伤别哀叹又构成文学主调。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的独特风貌,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