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花百咏》看日中文学交流

日本锁国时期,并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不仅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入港,而且与琉球(今日本冲绳)和朝鲜保持交往。日本诗人相良玉山草成《梅花百咏》后,寄赠琉球文人程顺则;1713年春程顺则将之传入大陆福州,清朝文人王登瀛特为撰写序文;1714年程顺则奉使日本,将序文交给相良玉山;次年将相良玉山序文刻入诗集出版,从而成就东亚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元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谫论

元代蒙古族诗人的汉文诗歌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学界较为系统地对元代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的考证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人从多个理论角度认识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作、蒙汉诗歌关系,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与见解,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使得蒙古族诗人及其作品、蒙汉诗歌关系的研究展示出新的面貌,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生长点。

域外汉诗:新罗新生代诗人崔匡裕的汉诗研究

崔匡裕是新罗时期的著名学者、诗人,青少年时期来到中国,参加宾贡科考试,是留唐新罗新生代诗人之一。他在中国写了不少诗歌,但大部分已失传,只在《夹注名贤十抄诗》《东文选》等韩国古代文献中收录部分诗歌并流传到至今。综观崔匡裕的诗歌,以反映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为主,着重描写学习生活的艰辛、对家乡的怀念和对清静大自然的无限向往以及隐逸倾向。在诗歌创作中,他和新罗时期其他作家一样,经常借用中国历史人物和典故,时而抒发自己的情感,时而表达自己的情趣,时而表现自己独特的审美志向,使诗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显然,这是汉文学的域外延伸,是东亚汉文学百花园中一支绚丽的花朵。他在诗歌中表现出的对大自然的憧憬和隐逸倾向与"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有一定的关系。

朝鲜朝后期平民诗社考论

进入朝鲜朝后期,平民文人们开始反抗封建身份制度,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先后成立"枕流台诗社""三清洞诗社""洛下诗社""松石园诗社""稷下诗社"等平民诗社,积极开展汉诗创作活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文学浪潮。平民文人通过各种诗社活动,创作了大量作品,并编撰刊行一系列平民汉诗集,从而加强了相互间的连带性,彰显了社会影响力。他们吐露内心的愤怒,同情社会底层的百姓,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积极推动具有近代指向性文学的发展,逐渐步入历史舞台,开始了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文化转型。

日本汉诗在中国

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中国古典诗歌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显而易见。但反之"学生"的习作,也曾对"老师"有所回馈——这种日语称之为"逆输入"的现象,迄今似乎无人问津。从文化交流双向互动的视点出发,对日本汉诗传入中国的历史轨迹作全方位的扫描和评述,不但可以发现诸如"文明开化新诗"对于晚清"诗界革命"的影响等等"逆向反馈"的文学现象,更可以揭示东亚汉文学史上罕为人知的一个侧面,由此为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提供一个重新认识的崭新视角。

日本汉诗集《怀风藻》用韵研究

根据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中汉诗的韵部可系联为16部,其独用同用情况大致符合《广韵》的独用同用例,且不同韵部的押韵限制在同摄之内;三等与四等相押;元韵与臻摄魂、痕韵同用。《怀风藻》的用韵基本在《王三》音系的框架内,与隋初唐诗文有着共同的用韵特征。

《怀风藻》极高频字研究

为全面揭示日本汉诗集《怀风藻》的语言状况和个性特征,本文从字频的角度出发,对《怀风藻》的100个极高频字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统计与分析,并与其后出现的敕撰三集、《菅家文草》这两部日本汉诗文献的极高频字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怀风藻》极高频字整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中数词、量词、代词、虚词最为稳定,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数量多且容易发生频次的变化。这也充分证明了《怀风藻》极高频字在早期日本汉诗文献中的代表性和超常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