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清诗总集丛考——以张文钺《来鹤集》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总集研究相对较少,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现就涉及《来鹤集》《江左三大家诗钞》《韬光庵纪游集》《韬光纪游诗册》《养素园诗》《国朝诗铎》《天台三高士遗集》等总集的若干问题予以考辨,供有关读者参考。

明清古籍及诗画中的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分析

茶花作为中国的十大传统名花和世界著名花卉,在中国有着近两千年的栽培和应用历史,其在中国的古籍、诗词与绘画中留下了诸多的科学和艺术记忆。在前人对唐宋诗画中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古籍及诗画中茶花的发展脉络,为更好地探索茶花未来的创新性应用及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从搜集检索到的明清时期描写茶花的古籍、275诗首词曲赋以及部分绘画作品来看,明清时期的茶花品种多达百余种,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园林应用的植物素材;在园林具体应用方面,茶花在私家园林及寺庙园林中应用频次更高、形式更为丰富,并出现了茶花专类园的雏形;在配植植物方面,茶花与梅花、水仙、竹子的配植依然盛行,并逐渐发展出茶花与玉兰、牡丹、柏树等植物的配置模式。

清代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对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众多方面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出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的内容、特点及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清代乌鲁木齐社会的本真。同时,挖掘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书写,亦对当今研究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清代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理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地名之多样、自然景观之奇、地域物产之丰的特点。通过对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内容的阐释,进而展现出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窥见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及西域社会生活面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从古诗视角看明清时期沧州运河区域经济

创作于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古诗,真实记录了沧州运河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明清时期,沧州运河两岸农业发达,作物品种丰富,以小麦、红枣为大宗,农业呈现出鲜明的水乡特色。手工业以煮盐和酿酒为代表,盐业成为地方支柱产业和政府重要收入来源,沧酒驰名海内,并通过运河行销全国。大运河繁忙的水运带动了地方商业经济发展和市镇的崛起,同时也带来大量佣工需求,使得底层人民可以靠出卖劳力谋生。

茶事、茶情与茶理:清代茶诗析论

清代饮茶之风兴盛,茶诗大量涌现,这些茶诗再现了清人采茶、煮茶、饮茶以及茶叶贸易的过程,反映出茶在清人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作用。在政治生活中,“茶”在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下,是君王与臣子加强联系的一种媒介;在日常生活中,“茶”是结婚嫁娶、交游往来的重要媒介。清代诗人以茶作为抒情对象,既表现出对茶的喜爱赞美之情,又借茶清苦的特性表达内心之忧苦。清代茶诗同时体现了儒家的仁爱精神与道家的隐逸思想。清代茶诗中学理、哲理的交汇,不仅丰富了茶诗的创作内涵,也扩大了茶诗的思想内容。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王一翥等五位湖北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王一翥、魏晋封、李中素、李以笃、程启朱五位湖北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清代云南民间诗歌音韵研究——以《清代云南民族竹枝词诗笺》为例

竹枝词,作为一种源于民间的诗歌艺术形式,是记录民间名物生活习俗的重要载体,其语言较为接近民间社会生活真实状况。以李孝友《清代云南民族竹枝词诗笺》为代表,其中的语言信息,可一定程度揭示清代乾隆到光绪年间云南民间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以及云南汉语方言状况。

论魏禧纪游诗“清”的风格特征

魏禧中晚年纪游诗呈现出“清”的风格特征,具体表现为记述闻见“清奇新颖”、模山范水“清峻超拔”、凭吊思怀“清凉沉郁”。魏禧纪游诗多用“清”这一字眼,叙事清奇生动,感慨清新脱俗,呈现出清奇新颖的风格。其纪游诗善于刻画人与自然的斗争场面以及人的心理斗争情形,喜用军事意象和怪奇意象,且常常选用高悬的视点描摹广远的空间,跌宕出清峻超拔的气质。魏禧主动向杜甫学习,或是直接借用、化用杜甫诗句,或是整首诗风格的凝练沉郁很像杜诗,是其纪游诗呈现出清凉沉郁神韵的重要原因。魏禧清闲自在的出游心态,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体验和光辉人格,是其纪游诗形成“清”的风格特征的主要外因。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张亨梧、戴礼、王锡琯三位浙东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张亨梧、戴礼、王锡琯三位浙东台州及温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清代诗学的历史演进与诗社活动的实践价值

考察清代诗社诗学的历史演进,应将其与清代主流诗学的代变沿革统合观照。清代主流诗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钱谦益与王士祯诗学对明代的反思总结及其对清代诗学格局的启创,第二阶段是叶燮与沈德潜以其“诗教极则”的主张使儒家诗道诗学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三阶段是纪昀与袁枚诗学的迭次勃兴。在此代变视阈中观照清代诗社可以发现,清代诗社诗学意涵持续弱化。清代诗社大体分为搢绅士大夫诗社与布衣诗社。诗社活动在庙堂诗学与基层诗学交流融漾形成某一时期诗学氛围方面的历史作用有着独特的实践价值。

元明清蒙古族汉诗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研究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新例证。该书创新点众多,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新体系,对古代蒙古族汉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观照,展现了蒙汉间的民族交融和文学交融;二是丰富多元的文献搜集,对生卒行年、著作流播、交游考论进行了清晰深入的考证;三是厘清古代蒙古族诗人汉诗发展脉络,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整体历史角度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发展进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该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与汉族在不断交融碰撞中共同书写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补考十六则——以作家生卒年为中心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是迄今为止收录清代作家、作品最为齐备的两部清代文学文献目录专著,然而书中对王陶、晏善澄、徐澍、何琳、许鲤跃、罗秉政、苏廷煜、孙煦、陈从潮、吴昭融、姚颐、瞿绍坚、黄模、周鹤立、胡枚、俞国鉴等16位作家的生卒年记载存在阙漏,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证。

清人引赋注义山诗考论——以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四家笺注为例

清人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为注解义山诗,引用了116篇赋。他们用赋作注的原因是:一为标明语典;二为科场制艺重赋的习气所浸染;三为自觉追求语言美感;四为缓解以史注诗的僵硬感。清儒限于时代桎梏,为避免文祸牵累,对部分义山讽喻诗的注解过于浅显;又因大量引赋,难免使阐释累赘啰嗦,影响对诗意的理解。但他们的笺注本意都是希望以精详的考证而最大限度还原义山诗隐晦的诗意,以工典雅驯的语言契合李诗秾丽纤巧的风格。至于注者主观意愿与客观笺注实践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差距,不应成为今人误解清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