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蜀中行迹及诗文考

宋祁于北宋嘉祐年间知成都府,镇守西川,在蜀两年有余。宋祁治蜀以静,大兴文教,化育士人,同时又能入乡随俗,与民同乐,甚得民心。政事之暇,时寓诸诗,有《西州猥稿》集,可惜失传。今从《全宋诗》中考订出其入蜀后所作诗89首,庶几可还原其本来面目。另从《全宋文》以及补遗中考订出包括序文、书信、公文在内的蜀中文章92篇。以上述诗文为主,结合史书、碑传、方志、笔记等相关文献,考其蜀中行实,系以年月。

侨领张榕轩的身份自觉及其诗歌的文化价值探析——以《续海国咏事诗》为中心

诗集《续海国咏事诗》是亦商亦官的张榕轩内心情感及价值认同的真实反映,可与其《海国公余杂著》的其他各卷互相印证。诗歌体现了久居南洋的张榕轩的中国身份认同,诗歌内容及注解也体现了其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理性思考。诗歌预期读者是中国人,因此所写关于海外各国文化、民生、科技、制度等也具有信息传播的作用,反映了张榕轩对“开眼看世界”的关注和向西方学习的态度。

汪元量出塞诗编年考——兼论其塞外行程与心迹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汪元量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年的上都之行。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出居庸关》《长城外》等14首出塞诗歌。根据行程及诗意,可以为这14首诗歌编次纪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春,汪元量一行从大都出发,同年抵达上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汪元量一行经净州路天山县,南出阴山,返回大都。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莫高窟第108窟题壁诗新考——敦煌石窟题记系列研究之一

通过对敦煌研究院馆藏莫高窟第108窟所存2首五代题壁诗真迹的考察,利用红外线照片对以往2首诗文字的误录、漏录进行了校正,考证第2首诗的作者为五代敦煌僧人灵俊,阐释了张盈润、灵俊2首题壁诗的创作背景和思想内涵,揭示了敦煌五代文人、僧人题壁诗创作情况,为古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原生态的珍贵史料。

从鄜州诗歌看杜甫的仁者情怀

鄜州之行的这三年杜甫经历了流亡、陷贼、做官、遭贬,虽饱尝痛苦,但也是他情感体验最丰富的时期。以鄜州之行所作诗歌为考察对象,不难发现杜甫不仅是“诗圣”,更是一位“情圣”,诗歌处处彰显着他深厚的仁者情怀,具体表现为深挚的人伦情、淳朴的邻里情和博大的爱国情。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侧书”义证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两则学郎诗抄中出现“侧书”一词,学界诸家就其义众说纷纭,有“札书”误写说、“册书”同音说、侧姿说、结体说、写胡语说、握卷写说、反左书说等,但都莫衷一是,不足确证。本文从《侧书》诗的字面本义、情感语境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学郎诗抄的整体面貌和唐代寺学教育的特点进行探究,认为“侧书”一词的所指应当是书于学郎抄本的“侧批”。这些常见的“侧书”不仅反映了学郎们普遍具有畏难心理,同时也体现了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寺学教育中学郎抄经之艰辛。

雪寒天山下的一曲剑舞——李益边塞诗的研究综述

近40年来学界对李益边塞诗的研究逐渐深入,主要围绕“豪”与“怨”两大主题、侠义精神和人文关怀两大文化内涵以及意象和审美价值两大美学视角进行探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同时,李益边塞诗研究也存在着部分领域涉及较少、部分研究浮于表面等问题。在新时代下,李益边塞诗研究仍拥有广阔的空间和深层的历史文学价值,有待于学者去挖掘和探索。

论辛弃疾的“夜作”词

“夜作”词是指创作于夜晚时刻,或者以夜晚为创作情境的词作,辛弃疾的“夜作”词多达80余首,且不乏被广为传颂的名篇。辛弃疾的“夜作”词在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上均有很高的价值。从内容上看,这些“夜作”词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多面的辛弃疾形象:他会抒发豪情壮志、思考进退出处,表达思归怀人之念,还会用笔记录温馨画面、调侃世间万物。从风格上看,这些“夜作”词涵盖了豪放、怪奇、理趣、婉约、诙谐、精致等多种风格,是“词备众体”的完美印证。

传播与接受:试析王昭君故事在越南的演变

昭君出塞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事件,通过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和民间社会的塑造,昭君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多元多义的符号,王昭君故事也在各类昭君文化事象中形成了诸多情节单元。越南的昭君文艺作品在14世纪就已出现,此后随着中国王昭君故事的持续传入,在传播与接受中又不断产生新的文艺形式,且随着时代变迁、艺术形式变化等因素而演变,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通过对中国清代小说《双凤奇缘》和越南喃诗传《昭君贡胡》、越南改良剧《昭君贡胡》中王昭君故事情节的比较分析,我们能管窥越南昭君文艺在历史演变中的情节选择、艺术特征、时代因素以及它与中国昭君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

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

清代计有67科会试曾以试帖诗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均由帝王钦命诗题。这些试帖诗题以经、史、子、集文献为出处,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君王之事、选贤任人、道德修养、时事内容、时令时景几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六代帝王各自的性格爱好,更能折射出当时的文学风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从命题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分析,对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均不无裨益。

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探微

乾隆帝御制诗数量惊人,其中大量的纪事诗和咏史诗涉及上古至乾隆本朝的重要历史事件、典制和人物,尤其偏重对乾隆本朝重大史事的记录。这些诗作不仅可以补史、证史,而且能够反映乾隆帝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应当予以重视。对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的研究,是对陈寅恪"以诗证史"史学方法的实践,有助于史学界对于乾隆帝和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同时对于史学理论的形成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从《梅花百咏》看日中文学交流

日本锁国时期,并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不仅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入港,而且与琉球(今日本冲绳)和朝鲜保持交往。日本诗人相良玉山草成《梅花百咏》后,寄赠琉球文人程顺则;1713年春程顺则将之传入大陆福州,清朝文人王登瀛特为撰写序文;1714年程顺则奉使日本,将序文交给相良玉山;次年将相良玉山序文刻入诗集出版,从而成就东亚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导言

地域文化与唐代文学现有研究成果的切入点分别表现为占籍、隶属阶层、南北划分、文人的移动路线(交通)、诗人群体流派和文化景观。新的研究则以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地点为联系,改变过去文史结合过程中文史分论或重史弱文的表述结构,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

书面语篇的主题串连与省略

通过考查书面语篇中主题省略与重复的现象,可以看出,从主题之间的线性关系着眼,主题串连观念对某些现象未能妥善解释。经带入语篇与语用的考虑后,指出:(1)语篇的整体格局(schema)可以提供主题,毋须一定在主题串的开端标明。(2)前句后部(尤其是宾语)往往能以零形式作次句的主题。(3)语篇中某些主题是伪主题,从语篇表意的层次看与其它主题并非处于相同层次,因此不会阻断主题串。(4)重复同一主题是出于宣示主题(topic-announcing)的需要,这由语用考虑而非逻辑角度决定。

赵翼自题画像诗与乾嘉学人风尚之变

赵翼的五首自题画像诗可以看作是其浓缩版自传及自我评价。在这些自题画像诗中,赵翼先后以求名才子形象、富贵魁星形象、立言不朽形象示人。这些形象的依次更替,反映了赵翼人生目标的不断调整与实现过程。这种人生目标的主动调整,促进了仕退而学进的风气,显示出乾嘉时代学人风尚的改变,具有明确的典范意义。在明清诗文题像热潮中,赵翼提出了形神兼备的写真理论。这种清醒的理论认知,既表明了赵翼对绘像的审美趣味,又说明了赵翼对画像作为自我认知媒介的高度重视。自我意识的高扬,亦成为乾嘉学人面对时代环境作出人生道路抉择的重要动因。

论诗疗诗及诗歌疗法的价值

启蒙功能、审美功能和治疗功能是诗的三大功能,由于诗是"快感"艺术和"想象"艺术,诗的治疗功能在普通人的写作与阅读中格外重要。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较好治疗功能的诗,被称为诗疗诗;用诗歌对人进行心理治疗的方法称为诗歌疗法。诗歌疗法主要是借用读书疗法与书写疗法的原理及方法,通过诗歌欣赏和诗歌创作,治疗精神性疾病,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进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余光中的"乡愁诗"写作与海子的"绝命诗"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为了心理治疗而写作,写出的也是诗疗诗。小诗诗体证明新诗诗体有治疗功能,中老年男人的小诗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解决人类三大问题中的"性类"问题。

论唐代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送别之作,从《诗经》的比兴托物,汉魏时的率真直抒到六朝的绘景写心,逐渐趋于成熟完美,到唐五代时达到了物我浑融,形神兼胜的境界。唐人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包括三种情形:即情中景,景中情和情景的“妙合无垠”。这就使得送别诗的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具有了超时空的审美价值。

陈祚明交游及《采菽堂古诗选》编选意图考论

清初陈祚明所编《采菽堂古诗选》体现出折衷七子、竟陵两派的诗学批评特色,在明中期以来出现的各类古诗选本中颇具特色。本文主要考述陈祚明的交游情况及《采菽堂古诗选》的编选意图。认为其诗学倾向与交游有着一定的关系,编选《采菽堂古诗选》则主要出于对当时宗宋派的回应,对格调诗学以汉魏、盛唐诗为典范的视野拓展,及强调古诗编选的辩体眼光、诗史品格与鉴赏批评功能等。

《红楼梦》菊花诗拟题探源一则

《红楼梦》的十二菊花诗题目,体制新颖,构思巧妙。它们各有其源流出处,既是对当时文坛菊花诗拟题情况的记录与反映,又是对前代菊花诗题目的总结与升华。曹雪芹精心筛选、刻意排序、化古融今、推陈出新,使得《红楼梦》的菊花诗题成为中国古典菊花诗拟题艺术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