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清代诗僧律然《息影斋诗钞》中“月”的意象书写

“月”以其自身的特性,逐渐成为禅师与文人常用的意象之一,之后“月”的涵义慢慢泛化并被赋予了审美意蕴和精神追求,甚至是人格寄托。清代诗僧律然有《息影斋诗钞》存世,月的出现频率之高引发人们关于自然意象与佛性禅意之间内在关系的思考。在诗作中,他描绘了“月”在具体情境中的形变,包括月的大小、位置的变化,月光下多样的氛围感,时空下不同季节的月,月与其他意象的组合。“月”不仅是他偏爱的自然事物,更是他表达情感的载体,在意象书写中赋予了“月”意象以深奥的佛教教义。

北宋杭州诗僧群及其诗歌创作考论

北宋时期,杭州出现了大量诗僧,其中有诗文集、笔记、杂著等著作的僧人,可考者就有十余人之多。这种现象的发生,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北宋杭州禅宗、天台宗十分兴盛;二是北宋杭州居士禅发达,僧人与士大夫常以诗歌唱酬往来;三是北宋时期佛教本身理论色彩淡退。这些杭州诗僧在审美趋向上,标举“雅正”的诗歌观念;在创作内容上,突破了幽居、山林、唱和等传统僧诗题材;在艺术上,注重辞藻和文采,讲求炼字和炼句。他们的诗歌创作,生动呈现出中唐—北宋这一时期禅宗向“审美的诗禅”发展的一个侧面。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僧别集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收录了37种诗僧别集和四部僧诗总集,并对这些诗僧的品性、创作得失作了扼要评价。这些批评虽存在若干偏颇,但基本上能做到持平公允,考辨精微,代表了古人对诗僧创作的总体认识和估价。

贾岛“推敲”考

贾岛"推敲"故事纯系后人创作。但为何选定贾,为何用"推"、"敲"二字作素材,均事出有因。

宋初九僧宗派考

九僧诗歌名闻宋初诗坛,但他们的宗派背景却一直模糊不清,吉广舆首次考证出三僧属于天台宗、四僧禅宗,还有二僧无法考知,实有开创之功。宋初九僧皆是天台宗诗僧。九僧的台宗背景之所以被忽略,主要是因为其诗名煊赫,台宗背景自然为人熟知,故致渐少为时人提及,随着译经院的渐趋没落和禅宗在京师影响渐增,再加上在僧史书写中被舍弃,最终导致背景模糊。九僧相同的义学背景和一致的宗派倾向,是促使他们结成一个诗僧群体的前提。这也提示我们注意,诗僧并不仅指禅僧,还应包括教门僧徒,特别是天台宗诗僧,在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之地,关注其宗派背景,才能避免出现对诗坛真实状况失察之憾。

诗情与道性

作为诗人,诗僧们不能回避诗歌的本质要素——情,而作为僧人,他们的创作又要引人见"性",但"情"与"性"对佛教修行者来说势如水火,因此诗僧经常处于诗情与道性的矛盾之中,僧诗的合法性也成为唐代教内外讨论的热点。"诗情"与"道性"之间的张力,在僧诗题材的选取、物象的创设、意境的营构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明季清初滇南诗僧苍雪论略

苍雪是明末清初著名诗僧 ,吴梅村、王士祯对他的诗作均有至评。本文在略述其生平的基础上 ,以期对其诗歌和在清初吴中诗坛的影响作一准确的评价。

遗民诗僧函可与清初诗坛

函可是明清之际政界和诗坛的风云人物,他身罹两次文字狱,成为清初第一个流放东北的文人。函可是岭南诗群的灵魂,又是冰天诗社的领袖,他的悲惨命运及遗民、诗人、僧人、流人的多重身份,使其诗歌呈现出苍凉悲壮的美学风貌和多元化的表现形态,特别是其边塞诗在清初诗坛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唐代诗僧与唐僧诗述略(上)

唐代诗僧的涌现是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人们曾从不同方面对之作出论列。本文征引文献,参酌前贤之论,从唐代僧诗创作全貌的把握中,希图廓清诗僧这个群体的有关方面,从而对他们的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述。

东晋诗僧现象解读

针对学界对诗僧的界定的模糊,论者重新进行了界说,并审视了东晋文人与僧人的诗歌,得出它们共用了一个相同或相似的话语系统的结论。东晋诗僧的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究其原因,主要是老庄玄学与大乘佛学的契合交通为僧人与文人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而大规模的对话及对话与赋诗同步,直接导致了诗僧的出现,并形成了东晋诗僧与文人诗歌话语系统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典范与传统:惠洪与中日禅林的“潇湘八景”书写

本文旨在讨论"潇湘八景"诗在中日禅林里的书写情况。首先探究惠洪的"有声画"(诗)与宋迪"无声句"(画)之间的经典对话,然后指出惠洪的"潇湘八景"诗的典范性为中日禅林所共同认可,其书写范式为日本五山禅僧所仿效。由此考察统计五山禅林"潇湘八景"诗的创作规模,并分析其书写传统的形成。最后探讨"潇湘八景"诗入禅的文化背景,其诗的禅意化与"文字禅"观念的流行同步,其书写传统可视为"文字禅"影响下中日文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绝佳象征。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天隐圆至是元代著名的"诗禅三隐"之一,他不仅以遗民身份遁迹佛门,而且一生远权要,避名誉,以道味自尚,是"三隐"中最当得起"隐"之名者。圆至所著《牧潜集》,元明凡经三刻,是元代诗僧重要的别集。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他的诗歌多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较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婉可味。

诗僧皎然的生平及湖诗的考究

诗僧皎然历来被公推为唐代诗僧之冠。《全唐诗》收录的皎然诗共474首,绝大部分都是他写湖州或在湖州所写的。他几乎写遍了湖州的山山水水和风物风貌。研究皎然的生平、皎然的湖州诗和皎然成就的形成原因,对宣传湖州、建设浙江文化大省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意义重大。

明初方外诗坛生态论考——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

明初方外诗坛的生态,与洪武朝的佛教政策的变迁休戚相关。洪武前期,明太祖对佛教主要采取尊崇、怀柔的策略,很多有影响的诗文僧都出入掖庭,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甚至与明太祖赓诗唱和;而洪武中后期则逐渐转为整顿、抑制为主,一些诗文僧或惨遭流放,或罹"文字狱",或坐"胡党案",丛林一时噤若寒蝉。此种丛林生态,深刻地影响着明初诗文僧的创作,他们一方面以"善世"、"遍应"等庄严佛曲歌赞新朝,另一方面则曲晦地表现出畏祸的心态。

晚唐五代诗僧齐己的诗学理论探微

本文认为齐己谈论诗歌技法的《风骚旨格》并不能代表齐己诗学理论的成就 ,而代表他诗学成就的理论是在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富有创意的理论。齐己在《白莲集》诗歌中主要谈论了“诗兴”、“诗魔”、“骚雅”、“诗境”、“趣味”、“风格”、“知音”

日本早期诗僧的文化解读

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诗僧包括"披着袈裟"的出家僧侣和"不披袈裟"的居士或准居士诗人。日本诗僧群体的产生不仅与唐代盛行的诗僧文化密切相关,还受到佛经中诗偈的潜在熏陶。佛教被提升到日本国家宗教的高度后,日本诗僧亦表现出亦佛亦俗、亦僧亦士的双重性人格。

“贤圣无他术 圆融只在吾”——唐末五代诗僧贯休诗论探微

作者从解读唐末五代诗僧贯休诗歌的文本入手 ,从中抽绎出“文行”、“骚雅”、“性灵”、“苦吟”、“诗魔”、“格力”、“匠化”、“诗境”等八个具有特色的诗学术语 ,并进行精要地阐释 ,从而多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