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明代海南知识女性的日常生活

明代海南文化发展进入古代高峰期,知识女性明显增多,著名仕宦丘濬、海瑞等自幼皆受教于寡母。这些具有知识的女性在丈夫去世后,矢志守节,身兼父道、母道、师道于一身。海南知识女性的出现与宋元以降王朝尤其是士人在岭南推行教化分不开,明初海南州县、卫所均建立不同层次的学校,普及推广教育,女性通过不同渠道接受教育。至少自15世纪开始海南已有女性教子读书、创作诗文,表达女性自己的人生体验,明显早于17世纪江南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杜甫《北征》在明清的接受

明清两代对杜甫《北征》的接受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的态势。明前、中期《北征》因其五言长篇的体裁、直笔不恕的叙事方式而接受度不高。明后期随着个性解放意识高涨诗学审美取向多元,《北征》的诗歌地位有所提升。清代在注杜、学杜的高潮中,对《北征》的接受达到高峰。文化环境、审美思潮是影响《北征》接受转变的主要因素。

晚明吴江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的交游唱和与“群体书写”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女性词人以群体化方式涌现,出现了以家族为载体的闺秀词人群体。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群以沈宜修及其三女为核心,与叶氏家族、沈氏家族成员酬唱不断,其词作有近似的题材、高频率使用的典型意象,兼具“林下风”和“闺秀气”的艺术气质;叶氏家族闺秀词人在追忆与唱和中建构梦幻的艺术世界,典型地体现了晚明女性词人由“个体书写”到“群体书写”的转变。以交游唱和为视角,挖掘闺秀词人的心灵世界,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晚明女性词人群体书写的特点及其词史意义。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的必然效果。

明遗民吴中蕃的人生出处及诗歌表述

明遗民吴中蕃入清后经历了出仕南明、屡却清聘、仕吴三桂、两度修志等有关遗民出处之大事,并在其诗作中留下了真切详实的行踪,展现了其入清五十年中的感受、认知、态度及心态变化。在明遗民拒不仕清、坚守气节、怀抱用世之心的基础上,吴中蕃又有自己更为具体的出处观。其人生中后期至晚年的心态经历了由亡国“遗民”向盛世“逸民”的过渡,但其又并非纯粹的“逸民”。吴中蕃一生以“遗民”和“诗人”自居,在进退出处、辞受取舍之间,其不变的是遗民气节的坚守。

女性文学范式:明清闺秀花卉赋的“突围”

“有烟霞想,少脂粉气”的明清闺秀花卉赋写从创作动机上表现出对赋的“讽谏”传统的突破。在具体的花卉描写中,她们以纤细的语言材质在花卉观察中将“自我”代入。赋题所选取的花卉种类之孤寒特质与她们的高洁品质追求相一致,体现出明清女性文学新的思想境界。花卉赋“清慧”美学品貌下的女子才学与雅致心境展示,体现出“诗教”解构的意味。闺秀落花赋与荷花赋在空白、想象、幻化、叠合中实现对闺阁时空的“突围”和男性在花卉文学之“女性书写”中的外貌“凝视”的突围。

明中后期琉球商人在海外白银内流中的作用

明朝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涌现在亚洲市场之中充当交易货币并随产品交换而流入中国,东亚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在此货币圈中,琉球凭借着长期以来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积极在东亚海域开展中介贸易,在促进东亚各国商品交换的同时,也参与到东亚白银贸易活动中,促进了海外白银流入中国。16世纪初期,琉球与菲律宾马尼拉建立了贸易联系,琉球商人不仅通过中国福州—棉兰老岛—马尼拉的航海路线将中国与东南亚特产带往与其交易,而且也顺势参与了美洲白银的贸易活动,成为马尼拉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重要载体;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日本官方命令琉球商人用日本白银前去中国购买生丝,从而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的帷幕,从此琉球商人在日本白银流入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晚明诗学审美嬗变与贾岛诗歌接受起伏谫论

贾岛诗歌在晚唐五代、宋代末期及晚明时期均出现接受高峰,其中又以晚明最为显著。明代前、中期两百余年间,贾岛诗歌接受长期遇冷,万历之后却引起士人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晚明朝局崩坏,社会秩序混乱,盛世文化不再,贾诗因其寒瘦苦僻的风格、仕途失意的主题引发了晚明文人的关注与认同。与前、中期相比,晚明时期的唐诗选本选录的贾诗数量更多、内涵更丰富,诗论著作品评的角度也更加细化与多元。贾岛这种频繁在王朝末期出现高度接受的现象,体现出相似的时代语境下文人们选择的同一性。

杨慎“诗非史”观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传统--以《升庵诗话》为中心

杨慎历来被认为是明代“诗非史”观的重镇,实际上,他反对的是宋以来根据杜诗开创的愈演愈误的小传统。在辨明“诗”“史”二体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含蓄蕴藉的诗歌叙事标准,将其融通于诗歌缘情的本质。同时,他又秉持辩证复古的观念、字有来处的知识主义、文献考据的史证意识,最终回到了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诗史”大传统。

文化诗学与明清小说研究——兼评刘云春《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文化诗学是20世纪末美国学界兴起的对文学文本及文本生产展开双向阐释的理论研究方法。《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即是文化诗学方法论影响下的古典小说批评实践尝试,从文史互文、城市市民文化图景的呈现、文学的社会能量流转等视角,探讨了明清小说创作对历史叙事的超越。

明代莆田林兆珂及其杜诗学文献考

通过探寻林兆珂生平与家学渊源,考察其《杜诗钞述注》中诸多文献学问题,发现《杜诗钞述注》是林兆珂糅合前人研杜成果基础上的“混成式”作品。

杨齐贤、萧士赟、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之前的全本李诗注,现仅存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种。后明人重刻此书,附入明徐祯卿注。一方面,杨、萧注皆有博而不约、祖述宋人记录、以史证诗的特点,但徐注的尚简主情与两家也不无渊源。另一方面,萧注在诗语出处、诗章结构、诗人寓意处下功夫,徐注以诗旨概说、句意笺注为特色。三家注释话语的离合轨迹,既关乎注家情感动机,也是取舍《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理路的结果,更受到宋元明文本诠释分工、李杜接受纷争与诗学向心力的影响。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竟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清初诗坛中坚:遗民性情诗派

本文在全面清理现有研究成果和考察当时创作实际的基础上认为 ,清初诗坛存在着宗唐、宗宋与性情三派 ,其中性情一派的主要作家就是遗民诗人 ,遗民诗人所领属的性情诗派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体现了时代主旋律 。

“不染楚风”——茶村体之于晚明清初诗坛的意义及对清中期诗坛的影响

杜濬诗在清初诗坛迥异于竟陵楚风,也置于虞山、云间诸体之外,形成独具一格的诗体——茶村体。茶村体的诗学意义体现于:在晚明公安、竟陵横扫诗坛之际,茶村体却能不染楚风;尊古守道,宣忠扬孝是杜濬诗文创作的主要动机,并重新将诗歌之旨定位于载道的高度;独尊少陵,对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既有公允地反拨,亦有合理地修正。茶村体以独特的尊古方式丰富了晚明清初诗坛。作为清初诗坛的异响,茶村体在其时孤鹤独鸣,未显当世。但在作者卒后半个世纪,诗坛却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直接影响了清中期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