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范式:明清闺秀花卉赋的“突围”

“有烟霞想,少脂粉气”的明清闺秀花卉赋写从创作动机上表现出对赋的“讽谏”传统的突破。在具体的花卉描写中,她们以纤细的语言材质在花卉观察中将“自我”代入。赋题所选取的花卉种类之孤寒特质与她们的高洁品质追求相一致,体现出明清女性文学新的思想境界。花卉赋“清慧”美学品貌下的女子才学与雅致心境展示,体现出“诗教”解构的意味。闺秀落花赋与荷花赋在空白、想象、幻化、叠合中实现对闺阁时空的“突围”和男性在花卉文学之“女性书写”中的外貌“凝视”的突围。

文化诗学与明清小说研究——兼评刘云春《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文化诗学是20世纪末美国学界兴起的对文学文本及文本生产展开双向阐释的理论研究方法。《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即是文化诗学方法论影响下的古典小说批评实践尝试,从文史互文、城市市民文化图景的呈现、文学的社会能量流转等视角,探讨了明清小说创作对历史叙事的超越。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竟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清初诗坛中坚:遗民性情诗派

本文在全面清理现有研究成果和考察当时创作实际的基础上认为 ,清初诗坛存在着宗唐、宗宋与性情三派 ,其中性情一派的主要作家就是遗民诗人 ,遗民诗人所领属的性情诗派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体现了时代主旋律 。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明清戏曲对诗学传统的回归

中国古代戏曲又称为"剧诗",既具有叙事文体的性质,又具有抒情文体的性质,这两种性质在戏曲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是并行不悖的。戏曲最初是被排斥于诗学传统之外的小道末技,明清时期戏曲在其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集中地表现出向诗学传统回归的倾向。这种回归具体表现在明清戏曲具有文人主体的雅化传统、"诗言志"的抒情传统、"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三个方面。

“不染楚风”——茶村体之于晚明清初诗坛的意义及对清中期诗坛的影响

杜濬诗在清初诗坛迥异于竟陵楚风,也置于虞山、云间诸体之外,形成独具一格的诗体——茶村体。茶村体的诗学意义体现于:在晚明公安、竟陵横扫诗坛之际,茶村体却能不染楚风;尊古守道,宣忠扬孝是杜濬诗文创作的主要动机,并重新将诗歌之旨定位于载道的高度;独尊少陵,对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既有公允地反拨,亦有合理地修正。茶村体以独特的尊古方式丰富了晚明清初诗坛。作为清初诗坛的异响,茶村体在其时孤鹤独鸣,未显当世。但在作者卒后半个世纪,诗坛却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直接影响了清中期诗坛。

明清小说叙事与狂欢化

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来审视明清时期的小说,明代由于哲学领域中心学平民化和通俗化的影响,小说叙事的狂欢化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从分析《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几部作品入手,揭示了文学狂欢化的演进过程。明清小说叙事渐渐摆脱历史理性的约束,通过作家思维的狂欢化、小说体裁的狂欢、作品世界的狂欢,把小说叙事推向了古典文学的巅峰。借助狂欢化诗学,找到了另一个重新审视明清小说叙事的独特视角。

“诗史”与“诗乐”:宋明诗学的理论转向与清代诗学的进路

"诗史"作为宋人眼中具有典范意义的范畴,突出了超越诗艺的人伦价值、叙事写物的实录品格和以文为诗的篇章布局等意涵。"诗乐"作为明人眼中具有典范意义的范畴,则强调另外一些侧面,如诗与文的不同文类特征、诗与感觉现象和情绪状态的关联、诗对意图干预的拒斥、诗的表达不必拘泥于事实或物象的准确与否,等等。绵延相续的唐宋诗之争构成宋明诗学理论转向的背景,而"诗史"论、"诗乐"论在更高境界上的合一或互渗则标示了清代诗学的进路。

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诗性精神与文化寄托

生活于明清交替、政治动荡之际的岭南人屈大均穷二十年精力于晚年完成的《广东新语》,不仅是一部关于广东文化风俗名物的空前、全面、详实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而且表现出浓重的诗性精神和文化寄托。诗性精神使该书获得了鲜明的个性色彩,成为作者个人心灵史的一部分;文化寄托则使该书获得了浓郁的世变感慨和时代印记。二者的互补与融通、相生与辉映,共同造就了《广东新语》独特的人文意蕴和学术价值,从而使之获得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成为岭南历代史志著作的典范。

明清苏州艺术论

明清两代,苏州在文学、戏曲、美术、书法、曲艺、工艺美术、园艺等方面,各门类全面发展,特色鲜明,都以一流水平臻于全国领先。明清苏州何以能创造出如此令人惊艳的文化艺术成果与群落,在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简明的回答是:吴文化的魅力。极其丰富的社会物质条件,充分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高度城市化进程,是明清苏州文艺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自由活跃,是推动苏州文艺繁荣的根本动因。明清苏州艺术的辉煌,是庞大的苏州文人群体的杰出创造。苏州艺术的璀璨,是文人艺术创造的极致,是古典精英文化创造的辉煌。

明清诗学视野中的七言古诗

在明清学者看来,七言古诗是一种体制独特的诗体。明清诗学界也对七言古诗的概念、源起、篇制、结构、章法、声律、风格特点等方面作了广泛的探讨。他们对七言古诗的讨论显示出明确地辨体意识,他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七言古诗和歌行、七言乐府关系的认识;二是对七言古诗篇制章法的认识;三是对七言古诗声律的探讨。

明清诗学批评中的雅俗论

雅俗论是我国古典诗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之一。它在明清两代分别得到深入地阐说和流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继承前人高标去俗崇雅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诗学辨体理论对诗歌去俗崇雅予以了进一步的细致探讨;二是承传宋人以来的化俗为雅之论,对雅俗的具体转化及其相关论题、因素予以了探讨;三是出现了对雅俗之论予以消解的论说。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诗学雅俗之论的最后辉煌。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

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与综合角度对袁枚诗学作全面理解。

朱元璋后期诗作对明朝诗坛的影响

朱元璋的诗歌创作可以登基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诗作,粗豪霸气,威风凛凛,直有干云之势;后期诗作,雍容雅致,功利实用,几无风格可言。在朱元璋看来,大明诗歌应该成为与大明开国气象相契合的粉饰太平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身体力行、垂范作则,大量雍雅、实用之作在朱元璋的后期诗作中接踵涌现。这些诗作,不仅直接左右和控制了明初及明朝前期诗坛,也影响乃至笼罩了整个明朝诗坛。

《杂剧三集》编纂问题考论

《杂剧三集》是清初邹式金、邹漪父子共同编选。身为遗民的邹式金在编选思想方面制定了宏观上的编选规划;而编辑出版经验丰富的邹漪,在具体的编刊事务上可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编选者重杂剧轻传奇的美学观念,既规制了该书编选的基本原则,又寄寓了以剧存史、接续"盛明"的良苦用心。

明清易代与施闰章的诗歌创作新变

施闰章见证和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这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使其进入清朝后的处世态度耐人寻味。作为入仕新政权的徇吏,他真实描写了易代之际动乱的惨象,又敬重前朝遗民,惺惺相惜;面对清初一些整饬士人的案狱,他抒写了自己的感受,并流露出怜惜哀伤的情感;他对前朝暗存怀念,对清初的社会动乱和政治文化措施流露出不满,但总体上对清王朝表现出礼赞顺从的态度,采用了怨而不怒的表达方式。这也是作为清初国朝诗人典型代表的施闰章在心态和创作方面的独特之处。

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

虞山派是清初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本文考察了诗派概念形成、诗派阵容 ,并从文社、藏书传统、琴画艺术等方面论证虞山诗文化圈的存在 ,使这一诗派形成的实况得到揭示 ,由此亦可了解虞山派的诗学倾向和创作风格。

明代词体正变论

明代词学中“正宗”与“变体”的确立过程与明代诗学中的“正变观”呈现出积极同步的互动关系。从陈霆、张沿用宋人的“本色”内涵,张超越宋人提出“以婉约为正”的观点,到王世贞提倡的“崇正抑变”观,再发展到卓人月、孟称舜不以“正变”区分词之优劣的词学“正变观”,无不与诗学正变观的发展息息相关。明代之所以能够确立“正宗”“变体”的词学范畴,与其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