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诗坛人事交错与诗学互动: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考论

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八卷,是黄景仁诗的第一种专集。从删定到刊行的过程,反映出乾嘉之际诗坛的人事交错和诗学互动。翁方纲的删诗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去取,表现黄景仁的“本怀”;删诗标准是不取放浪枯槁、酒圣诗狂之类的绮语和苦语。由此可剖析若干具体篇目的删削原因。黄诗遗集编刊作为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体现乾嘉之际的诗坛纷争,反映翁方纲、毕沅、王昶等人在学问与性情上的不同诗学取向与观念。

日本江户后期的唐诗集句集及其诗学示范意义——以野村篁园《采花集》为中心

“集句诗”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创作形式,伴随中日文学交流也东传日本。日本江户后期汉诗人野村篁园的唐诗集句集《采花集》,即代表了当时集唐诗的创作热潮。《采花集》并非简单的游戏之作,而有集“四唐”之诗的意图,其成书过程中的“初稿”和“定本”体现了野村篁园反复修订完善的痕迹。它寄托了野村篁园取法唐诗、反拨宋调的诗学主张,以及教示弟子作诗方法、提炼创作范式的意图。不仅其序跋、评点承载了中日诗学交流互动的历史图景,《采花集》的诞生本身也是明清诗坛与江户诗坛相互碰撞的结果,呈现了唐诗在日本跨语言、跨文化的接受语境中派生的接受样貌。

新世纪贵州诗歌抒情主体变迁探析

新世纪贵州诗歌相对于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贵州诗歌的最大变化在于抒情主体由"我们"变为"我"。在这一变迁过程中,诗人创造性想象由弱变强,作品"情"与"景"由分离状态逐渐合一,"真"与"幻"由对立状态逐渐协调。同时它开拓了另一层个人化的表现空间,在"向内转"的倾向中,凸现个体心灵中的繁复感受,也相应导致贵州诗歌中的民族色彩开始消隐。

朱元璋后期诗作对明朝诗坛的影响

朱元璋的诗歌创作可以登基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诗作,粗豪霸气,威风凛凛,直有干云之势;后期诗作,雍容雅致,功利实用,几无风格可言。在朱元璋看来,大明诗歌应该成为与大明开国气象相契合的粉饰太平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身体力行、垂范作则,大量雍雅、实用之作在朱元璋的后期诗作中接踵涌现。这些诗作,不仅直接左右和控制了明初及明朝前期诗坛,也影响乃至笼罩了整个明朝诗坛。

浪漫还乡与诗意栖居——新时期蒙古族作家小说创作的生态救赎之途

在现代化语境中,自然生态的破坏与人文精神的颓败是相伴而生的。面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领域的严重失衡现象,新时期以来一批蒙古族作家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通过对"浪漫还乡"、"诗意栖居"的理想构建,表达了对现代社会自然生态修复和人类精神救赎的良好愿望。他们对原始生态理想境界的诗意描绘,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乌托邦",表达了生态危机时代人类对"诗意栖居"生存家园的向望和追寻。

“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研究一步步接近新诗的核心问题,成为新诗研究中不论视野还是方法都具典型性的代表。本文从三方面对其进行综述:胡适诗作研究、诗论研究、及两者在新旧诗演变中和处于新诗史源头的研究。这些研究逐渐超越胡适诗作诗论的范围,站在自赎的角度探讨新诗日趋不堪的境遇问题。

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与乾嘉文人心态

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李调元的唱和赠答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尤其是仕宦京师时期的唱和赠答诗,表现了李调元与乾嘉政坛士人频繁往来的情状,反映了李调元的人际关系和交际心态,且呈现出以气运词、气势充沛,爽朗畅达、真率自然的风格特征。通过对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的考察,能够深入认识李调元的仕宦心理和乾嘉诗坛文人的心态。

论岑隆业小说《女儿渡》的女性边界——新时期百色作家群研究之二

女性边界是女性作为主体的自我边界或自我界限,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岑隆业小说《女儿渡》构建了一个女性文化主体的社会形态,呈现出强烈的女性边界,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地理边界:荒蛮状态下坚忍的生存意志;(二)情感边界:浓烈的原生态女性情爱观念;(三)性别边界:自然的女性主体性生殖情怀。

新时期审美文论知识生产

"文学审美特征论"对"文学形象特征论"的取代,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一次小范围的"知识革命"。"文学审美特征论"获得知识领导权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学术探讨自由度的松动"与"情感"的重拾,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必然性与特点是学术探讨自由度松动的重要原因,"情感"在审美文论中的诗意出场,是新时期启蒙思潮与人道主义话语的折射。审美文论知识生产能够建立领导权并不断探索前进的影响因素包括文论话语的支撑、存在性因素的作用以及生产者自身创作实践体悟的支持。审美文论知识生产对新时期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新时期浙江先锋诗人群

从流派角度切入,选取新时期浙江诗歌版图上已成三足鼎立的、颇具先锋精神的三个诗人群:东海诗群、南方生活流和《北回归线》诗人群等,并从诗学理念、主题意蕴和诗艺追求三方面进行全面论述,最终确立其在新时期浙江乃至中国诗坛上的地位。

论新诗革命选择极端方式的原因及后果

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 ,采用了极端的革命方式 ,是一次远远超过汉语诗歌承受能力的文体大革命 ,具有激进、极端的特点 ,完全打破了文体革命渐进才能有效地进行的原则 ,废弃了汉诗诗体的进化所具有的渐变传统 ,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 ,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 )、世俗化 (急功近利地实用化 )的非诗的极端的文体运动 ,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这样的文体革命给汉语诗歌带来了特殊的后果 ,影响了汉语诗歌在 2 0世纪正常的诗体建设。

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论新月诗派的生成要素

本文重点探讨文学流派生成过程中,除了关注作家、文本等最重要的因素外,还要追问其他带着"文学徽章"的文学事物或文学事件,及其在流派生成中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论文以新月诗派为例,讨论了"文学圈子"、报刊、文化谱系在文学流派、诗学观生成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对教材的调查引出的思考

本文以调查为基础对教材与知识圈、教材与知识生命周期和教材与新知识生产几个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在高等教育的教材建设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提高教材编著质量的途径.

新时期长诗写作的三副面孔

长诗是检验一个诗人分量的重要标尺。每一位真正诗人都梦想着能够写出一部传世长诗。新时期长诗写作试图突破长期被时事控制的被动局面,以"文化寻根"和"现代史诗写作"为抓手,出现了三幅面孔:认同和重建传统文化的长诗写作,否定和消解传统文化的长诗写作,以及信马由缰的神性十足的长诗写作。它们不但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诗学思想,而且还贡献了当代中国长诗写作的新范式和新经验。

重返“呜呼苏梅”事件历史现场

本文在充分占据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于震动“五四”出版界的“呜呼苏梅”事件进行了全景式回望与历史还原性考察。既有对该事件来龙去脉更为全面细致地梳理,亦有对潜存其中而鲜为人所关注的一些历史触点的揭示;并由此认为这场聚合着新文化阵营各方势力的文字交锋,实际上也是筚路蓝缕的“五四”一代,对于现代文艺批评和现代媒介如何理性发声问题的大讨论,其中相关探索与思考包蕴丰赡,迄今仍不乏深刻的启示性。

彭燕郊与新时期诗坛的“消息”——从一本油印诗集说起

1980年夏天出现的一本简陋的油印诗集《消息》,包含了某些读者对于彭燕郊这位“别具一格”的诗人的期待。不同于那些在政治与社会话语之中确认自我的“归来诗人”,彭燕郊从自然、艺术之中发现自我作为“人”的存在的勇气与价值,写作了一批“美”的、“轻松”的诗篇。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学界对于彭燕郊诗歌的总体评价并不在这个方向,彭燕郊本人对此也有犹疑,由此,历史评价的差异,写作者观念的演变,对于某些题材与风格的汰选,均可进一步辨析。

吴兴华与20世纪50年代台港的现代诗

梁文星是1950年代港台现代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人人文学》《今日世界》《文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多首诗作,他对新诗的评价也引起台湾诗坛周弃子、夏济安和覃子豪等人的争论。梁文星是林以亮(宋淇)为发表好友吴兴华诗文时所用笔名,吴兴华此时在北京执教。他1940年代的诗文之所以引起港台文坛的回应,部分是因为当时港台诗坛对新诗出路的新探索,也源于新批评理论和人文主义在港台的兴起,这与冷战背景下英美文化输入有关。吴兴华"古典新诠"的题材处理与整饬的诗歌形式也引起台港诗人注意,并成为这种风格的开创者,因而他在港台出现时间短暂,却成为台港文学史的一环。

转变期景德镇陶瓷绘画新考

讨论转变期陶瓷绘画的形成原因,其所涉内容不仅单纯地从图像学角度来展开,还应从当时族群社会、文化、工艺等方面宏观地探讨晚明诗意画在陶瓷上的表现。陶瓷绘画与陶瓷装饰是两组不同的概念,陶瓷装饰是伴随陶瓷发展而共生的装饰手法,它又可以细分出很多门类。而陶瓷绘画虽在宋元有所发展,但直至17世纪才臻于成熟,并在后世与其他装饰手法协作共同丰富了陶瓷装饰语言。17世纪是中国版画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些书籍的插图为景德镇陶瓷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多有反映了晚明诗意画的风格特点,瓷绘艺人将版画与瓷器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审美形式。在转变期的陶瓷绘画作品当中,随着工艺技术等方面的改进,在康熙时期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在表现诗意性的山水人物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世的陶瓷绘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诗以为史”--《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文本批评与“史”的建构

《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本“年选”,编排严谨,选评结合,是一本质量较高的新诗选本。署名“北社同人”的编者是以康白情为主的几位新诗人,他们梳理新诗坛实绩,评价新诗创作,表达编者审美趣味,潜藏新诗规范学。选本中实际形成了“编者”和“文本”两种视界,既回应了新诗初期如何审美,如何培养新诗读者等问题,又勾勒出“五四”前后的新诗坛生态。值得注意的是,编者选用的“选本”这一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直接与曾被大力抨击的“选学余孽”产生对照,带来文学史上的巨大张力。从“选学余孽”到“新诗年选”,正是钱锺书所谓“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在理论上的失败”。

“吴中七子”的诗学取向与乾嘉诗坛关系探论

“吴中七子”是乾嘉时期重要的诗人群体,其诗学大体呈现出早年宗唐,中途不同程度沾染宋调,后期复返唐音三个阶段。他们主张分体论诗,取法对象以杜、韩、苏、陆等唐宋大家为宗,阅读学习对象下及标举雅正、融合唐宋之长的明清大家,视野开阔,在明清诗学大家的经典化接受上有较重要的贡献。这种取向同乾嘉时期唐宋诗学渐趋融合的背景有关,无论是中途的取法宋调,还是晚年的重返唐音,均是“吴中七子”面对诗坛风气变化及现实弊病作出的调整,有着较强的现实关切。梳理“吴中七子”的诗学取向,有助于完整理解乾嘉诗坛的多重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