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Chengzhai Poetic Style and Shu Culture

Yang Wanli,a renowned poe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1127-1279 AD),has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his unique artistic style.He pioneered the Chengzhai Poetic Style,a unique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naturalness,freshness,and liveliness in poetic creation.This style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poetry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ubsequent trends of Song poetry.As such,he was hailed as a“Leader in Poetry”by his contemporaries.The Chengzhai Poetic Style was gradually formed during Yang’s creation course,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veral important factors,including the Bashu culture and its aesthetic taste represented by Zhang Jun and Zhang Shi,the Zen philosophy that emphasizes liveliness prevailing in the Shu area,and the view that the“Chinese Yi-ology has its roots in the Shu area.”Meanwhile,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gzhai(Chengzhai Ji),there are many poems and essays about the Bashu area,which have provided valuable feedback to the Bashu literature and enriched its content.

现代逻辑思维对诗性的背离与回归——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伽达默尔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在原始思维中有其“互渗律”的起源,因而是基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的,但直到康德,以往的隐喻都被理解为“使陌生变得熟悉”,成为形式逻辑的工具论,隐喻的“使熟悉变成陌生”的创新性一面却被忽视了。弗雷格和罗素等从逻辑中清除了陌生的东西,使之变得数理化、僵化而无创造性,必然遇到“罗素悖论”而无法自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转折,从早期的分析哲学的逻辑观到晚期摆脱工具主义而转向语言游戏,有了西方逻辑思维从背离诗性到回归诗性的苗头;最后,经过伽达默尔对这一苗头的修正和发挥,将其扩展为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为隐喻和诗性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惜,他受到海德格尔和基督教传统“圣言”的局限,最终未能就此将其创造性的对话学说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沉陷于传统存在论(本体论)的“物理学之后”中。

“以中释西”文学批评范式的学理依据与阐释路径研究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双向阐发”,但时至今日,“以西释中”仍占绝对优势,文学批评中几乎没有“以中释西”的声音。“以中释西”既可以让我们“发现西方”,又可以对“以西释中”的单向阐发进行拨正,避免中国文论的“失语”。由于中国传统文论本身是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思想的统一,文化交融与互鉴使西方文学具有中国美学特色,以及中西文心相同,所以“以中释西”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以中释西”的具体路径包括以中国诗学直接审视西方文学、以问题为基础进行阐释、正向阐释与反向阐释相结合三种方法。“以中释西”应注意树立“文体意识”、强调对被阐释文本的“细读”和微调理论框架。

诗意的丈量--景观诗词文本挖掘与空间制图研究进展

诗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研究诗词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有利于指引规划设计师对诗词文化景观的空间营建,引导人们在诗词文化景观中的意境感知。从发文趋势、研究区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汇总5个方面对诗词文学文本挖掘与空间制图研究进行系统文献综述,并总结出当前诗词文学定量研究的技术指标。同时,对诗词文学文本挖掘与空间制图丈量技术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探讨了诗词文学中的时空耦合对景观发展的作用机制、空间营建及引导意境感知体验的应用途径,以期丰富诗意的丈量手段与诗意景观的复兴。

批判诗学:开端、意图与方法——赵勇教授访谈录

批判诗学的早期开端也许可以追溯到《介入偏离与阅读倾斜》,因为此文隐含着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问题意识。而所谓介入,自然是来自于萨特。在“后理论”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学者具有了某种“后知识分子”的特征时,把萨特的介入拿过来就更具有某种现实意义。至于批判诗学形成的原因,其一是现实层面,其二在学理层面。前者意味着要直面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现状,进而尽可能解决其批判精神不断流失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文化诗学,是对童庆炳先生文艺理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受阿多诺、伽达默尔和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启发,可以把“亦此亦彼”“二律背反”“间性思维”等看成是批判诗学的方法或路径。而既要向阿多诺学习,又要向萨特取经;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能通俗易懂,大概是批判诗学的批评实践的基本构想和努力目标。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当代华语MV的诗意美学建构——以黄中平作品为例

黄中平是华语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的创作几乎经历了整个华语MV史。在其长达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600余部作品以具有强烈现代性的诗意风格将其打造成了一位MV界的“抒情诗人”。黄中平的作品在非线性叙事、表现主体与审美意境三个方向上形成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形态,同时也一以贯之地承袭着我国诗性电影的美学底色。以黄中平的作品为代表的华语MV既实现了对艺术“舶来品”在现代创作观念上的在地性超越,也展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回归与守望。

图像、接受与生命——兴象的现代诗学意义阐微

兴象具有民族性审美特征及多方面现代诗学意义,应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核心范畴。首先,兴象是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开敞性的内视图像,超越了语词符号和物象叠加,它与意象不同,可不包含物象,指向整体视觉审美经验。其次,兴象具有生成性、共生性、生发性,其生成受语境和情境制约。兴象与意境有心观与身临之别,是抵达意境的必由之路。“物象、意象、兴象、意境”可建构新的审美接受次序。再次,兴象源于生命感动,包含欣赏者的全部生命体验,是其生命图式借由艺术品得到的感性印证。兴象审美反对话语生产和技术思维。激活兴象不仅在于理论阐发,还需重返鲜活的审美实践。

当代诗学的现代化与本土化

中国当代诗学在现代化建构过程中深受西方诗学资源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当代诗学向苏联学习、借鉴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在有限的空间里保持着与外界的交流。新时期以来,当代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日趋紧密,域外诗歌理论和文本的译介和传播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借鉴西方诗歌资源之后的当代诗学不仅面临本土化改造的任务,而且要完成对中国传统诗学资源的继承和转化,唯其如此,多元、开放、活力的当代诗学才能真正确立。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述论

韩成武先生是国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在杜甫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系列学术著作《杜甫诗全译》《少陵体诗选》《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诗艺谭》《杜甫新论》《杜诗诗体学研究》,构建起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其洞幽烛微的杜诗艺术研究、雅俗共赏的杜甫传记、深入细致的杜诗诗体研究,对认识和理解杜甫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成就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韩先生的杜甫研究往往将扎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致的艺术分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事空谈、严谨精审、浑厚细腻的研究特色,为当代杜诗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进行深入总结。

再论“戏剧诗学研究”的内涵、方法与意义

严格意义上的“戏剧诗学研究”是一种从戏剧学与诗学的双重视角研究戏剧本体,进而探讨戏剧艺术家之创作思维与艺术智慧的学问,其中既包括剧本诗学研究,也包括表演诗学研究与剧场诗学研究;其主要方法是“实证感通法”或“审美感通法”;其核心旨趣是探寻戏剧艺术家营构戏剧诗境的具体方法与深层智慧,为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戏剧提供艺术支持。“戏剧诗学研究”不仅可加深、丰富人们对于戏剧本体、戏剧规律、戏剧技巧的认识,可直接启发戏剧创作,还非常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戏剧学话语体系。即便在AI技术高度发达的数智时代,戏剧诗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诗学学派”发生学研究——以《布罗高兹与耶夫隆百科词典》中的“诗学”词条为例

本文以俄罗斯首部百科全书中的“诗学”词条为例,参阅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考述欧洲诗学在俄国的发展演变,厘定其现代转型的可能线索,并探究这一转型得以实现的学术环境。本文认为,对欧洲诗学在俄国的现代转型而言,如果达维多夫与舍维廖夫的研究属于萌芽,那么布斯拉耶夫、波捷布尼亚、维谢洛夫斯基是奠基者;从行使作诗教学功能的诗学转变成一门研究诗歌本质问题的科学,这是欧洲诗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西欧的现代美学与语言学成果为“俄罗斯诗学学派”的萌芽与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

浪漫诗学视域下诺瓦利斯百科全书思想探析

“百科全书”或“百科全书式”是早期浪漫主义者在其论著中较常提及的术语。诺瓦利斯百科全书的思想正处于从启蒙到自然形而上学的转折时期。浪漫化的元素出现在百科全书的普遍化趋势中。与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不同的是,诺瓦利斯设想百科全书要尽可能采用浪漫的形式。百科全书是浪漫诗学的一部分。而这种“浪漫”的百科全书任务是将科学和艺术的“混乱”系统化,并重建“整体科学”,实现各个分裂部分的统一性。片断、小说、杂记等都是诺瓦利斯浪漫诗学的载体。在他看来,真正的诗学是追逐自由的光辉,摒弃理性的独断主义,克服学科之间的壁垒,打通主观与客观的隔阂,从而恢复到整体世界的一统性。

论赵翼的题画诗

赵翼是可与袁枚媲美的性灵派诗人,也是清中期的一代才人。他“才擅诗书画,心参形影神”,早年在京城任编修时,就曾自作小照《鸥北耘菘图》,显示出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除《论诗》诗外,他还创作了大量带品鉴评论性质的题画诗,其“我我周旋共影非”之论,对佳山水、真山水的换位言说以及“天工人巧日争新”主张,渗透着性灵诗学重情感、显个性和求创新的精神。赵翼的题画诗不拘格套,在写照传神的品评与江山胜景的礼赞中,出入“奇与正”“真与幻”“庄与徘”之间,充分展示才人的性情、才艺和品格,彰显天工人巧日争先的文艺创新思想。

论彭学军少年小说中的童年经验

童年经验在彭学军的少年小说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彭学军的童年经验里有深刻的湘西生活印记和对传统文化的惺惺相惜。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彭学军少年小说的题材选择,也影响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作家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判断,并由此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诗性风格。

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的评价失误及其内在原因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与开拓者,郭沫若在早期的诗论中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有过诸多公允的评价,对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早期在评价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五个方面的失误,本文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揭示与分析,并探讨了这些失误出现的内在原因以及一些重要的外在原因。

论“批判诗学”的品质——赵勇《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试评

《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勾勒了“批判诗学”的理论路径和具体实践,是针对中国批评现状所提出的创造性的文艺理论话语。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之一是学院批评及论文体,深层威胁则在于批判精神流失。应对批评的窘境,批判诗学具有以下品质:它从内在批评和文学介入获取方法论资源和价值观取向,以介入为实践品格;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兰克福学派汲取元气和力量,以批判为核心立场;重视互动和对话,力图在艺术自主与文学介入之间、作家与知识分子角色扮演之间等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以居间为路径和方法;反思、拓展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话语而有所创造,交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尝试新的建构。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当代的艺术跨媒介性与“诗意中心”

随着“音舞诗画”等新兴艺术形式的流行,艺术作品的跨媒介特质已成为一个较为“亮眼”的存在。交往、融合、间性是艺术作品跨媒介性的三个重要范畴。艺术媒介的间性一方面保留了艺术自身的高度自主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媒介间的良性交往和融合。当下复合型艺术媒介的形式越发多样,因此有必要寻找间性的中心位,以它为“轴”去观测艺术媒介交往、融合、间性三者联动的可能,并寻找联动的“最大公约数”。诗意因其开放的朦胧多义性、瞬时的感悟性和优雅的艺术品格,可以成为跨媒介性的观察中心。面对进入21世纪以来蓬勃、繁杂的艺术现场,以诗意中心为轴,可以灵活化解间性可能对跨媒介艺术进一步融合造成的阻碍。

论陈彦小说自然观念之变及其意义

以文学地理论,陈彦数部长篇小说中所敞开的世界,均可归入广义的“秦岭叙述”一并讨论。但作为深具地理、文化和精神意涵的“秦岭”,在不同作品中意义的重心并不相同。《西京故事》中罗天福一家所居之“塔云山”,远离城市,风景优美,且秉有重要的精神意涵,却是主人公可以远望却难以生活于其间的所在。《装台》中叙述之“镇安”乡村之于韩梅的意义亦是如此。其间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颇为鲜明。《主角》视野更为阔大,从宁州到省秦,不独地理空间扩大,秦岭作为人物精神参照的意义更加丰富,也更具文化和精神意涵。至新作《星空与半棵树》,“人事”与“自然”交互影响所敞开之全新可能,已然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窠臼,包含着新时代乡村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从“内在于人间世”到“内在于天地自然”,陈彦自然观念之变,乃是极为复杂的时代和现实议题的重要表征,远非文学观念的调适所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