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亚拉·阿莱格里亚·休德斯戏剧的空间诗学——以“埃利奥特三部曲”为例

奎亚拉·阿莱格里亚·休德斯是当代美国拉美裔戏剧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是“埃利奥特三部曲”。休德斯匠心独运地在这三部代表性剧作中借鉴赋格曲、爵士乐和拉美民谣,积极进行戏剧空间实验,分别创构出赋格曲式的复调空间、虚实交融式的多重空间和乌托邦式的边缘文化空间。这些空间意蕴丰富,颇具表现力,生动展示了美国少数族裔底层民众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困境。埃利奥特三部曲中的戏剧空间表现出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当代美国戏剧叙事的典范。

当代华语MV的诗意美学建构——以黄中平作品为例

黄中平是华语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的创作几乎经历了整个华语MV史。在其长达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600余部作品以具有强烈现代性的诗意风格将其打造成了一位MV界的“抒情诗人”。黄中平的作品在非线性叙事、表现主体与审美意境三个方向上形成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形态,同时也一以贯之地承袭着我国诗性电影的美学底色。以黄中平的作品为代表的华语MV既实现了对艺术“舶来品”在现代创作观念上的在地性超越,也展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回归与守望。

论古代戏曲美育观念的历史演进及体系建构

“礼乐论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直接渗透和影响了戏曲教化观念的生成和发展。宋元时期,文人开始介入戏曲活动,他们自觉地将“诗教”观念移植进戏曲。高则诚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奠定了“风教观”的基础,明中期剧坛掀起了教化剧风潮。随着教化剧的逐渐僵化,明后期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一批剧作家提出了“以情为理”的教化观念。清代皇权强化,戏曲中“情”与“理”以调和的态势,逐渐融入审美性的教化观念,成为“戏教”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

舒曼声乐套曲《歌环》音乐诗学创作研究

舒曼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音乐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之一,他在音乐领域的成就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有“音乐诗人”之称。艺术歌曲《歌环》Op.39是舒曼声乐套曲中伟大的作品之一。歌词来源于德国浪漫派诗人艾兴多夫的《诗集》,内容丰富多彩。通过对歌词、旋律,节奏、和声及钢琴伴奏方面开展的音乐诗学创作研究,把“诗”与“音乐”完美融合,从更深层次地挖掘《歌环》的音乐与文化内涵。

乐景和诗魂齐鸣的交响曲——论张承志小说创作的音乐性

张承志有着漫长而又丰富的音乐人生之旅。从上山下乡时期对蒙古长调的热爱和追逐,到去日本访问时对冈林信康和风民谣的欣赏和偏好,再到西北寻根路途之中对阿皮兹苏菲之歌的崇拜和痴迷,音乐已成为他小说创作和生命书写之中最为重要的审美元素和精神资源。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婉转缠绵的乐景和飘逸飞扬的诗魂已经达到了融合齐鸣的完美状态,其小说创作的音乐性主要体现在题材、内容、话语文体形态、故事结构、创作技法、自然本真生命的书写和激情诗学等方面。对张承志小说中的音乐性做条分缕析的解读和阐发,能够使我们进一步地把握其创作菁华和审美诗学。

论中华“诗乐传统”

诗与乐的配合方式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国诗歌史的演进,诗乐"和"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道德理念,以及中国人完成德性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标准。中华文明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即"诗乐传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中华诗乐传统的理论基石;"声""音""乐"三分理论是中华诗乐传统形成的基点;"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华诗乐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诗乐传统所蕴含的"中和"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论晚清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之滥觞

晚清以"诗界革命"为肇始的诗歌改革冲击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言说符号和形式,自此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的滥觞期开始。现代汉语诗歌的音乐性理论首先松动了古典诗歌言说机制:主张以"言文一致"为出发点的诗歌革新,"新语句"与"旧风格"的冲突与调合。其次体现为"饮冰室诗话"时期对现代诗歌音乐性理论的各种探索:包括对"旧风格"的坚持,诗歌的音乐性与启蒙主义的调合,对诗歌简谱化、谱曲式尝试。最后体现为"杂歌谣"的尝试:一是"新粤讴",这是方言与音乐性的尝试;二是"歌体诗"音乐性实践,它已经实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尝试;并已经产生了达到胡适"八事"要求的早于"胡适体"十五年的早期的白话诗,是现代汉语诗歌的雏形。

城市音乐及其跨区域现象的音乐文化诗学阐释——近代汉口音乐活动及其与“音乐上海学”关联性问题的探讨

文章由近代汉口城市音乐的特征、近代汉口与上海城市音乐的跨区域性、近代汉口城市音乐的音乐文化诗学阐释及其与“音乐上海学”的相关问题四个部分构成。作者通过对近代汉口与上海城市音乐的共有地方特征、跨区域互通及其上海城市音乐跨区域性及其辐射力的分析,总结了近代汉口城市音乐的租界环境中的“城市地理、经济和文化的同质性”及“上海城市音乐跨区域及其辐射力下的复制性”现象。作者认为,武汉是一座“音乐富矿”,永远值得不断挖掘,其对于武汉及其荆楚音乐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对于音乐的地方学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音响诗学——瓦格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乐谱笔记并相关问题讨论

本文选择瓦格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为主体,通过乐谱笔记方式讨论音响诗学问题,内容分别牵扯:瓦格纳作品的五个重要结构问题——主导动机、无终旋律、半音技法、声乐器乐、音乐戏剧;构成音响诗学的四个重要意义指向——声音动能、音响力场、声音修辞、音响叙事;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

论广东音乐的曲名、意境和韵味

传统曲目的作曲家凭着自己民族的理念,有感而发,以独特的表现方式把多种人生体味表现出来,把实实在在的心境感受寄寓在艺术作品上,就转变成为艺术意境。借问何谓演奏音乐的最高境界?独到的内涵意境、浓郁的韵味以及漂亮的音色是也。

诗性:音乐审美的一种维度——从维柯《新科学》“诗性”理论引发的思考

维柯在其所著《新科学》中将"诗性"作为具有人类文化学意指的学理化核心词。当下,"诗性"概念已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审美讨论中,而将"诗性"运用于音乐审美,也是一种审美阐释路径。文章重点对音乐审美中的"诗性"及相关要素进行学理性探讨,以力求揭示音乐的诗性审美能够兼具对音乐本体切实合理的解读,及其在音乐主体丰厚的智慧底蕴之上的本真呈现。

“诗史”与“诗乐”:宋明诗学的理论转向与清代诗学的进路

"诗史"作为宋人眼中具有典范意义的范畴,突出了超越诗艺的人伦价值、叙事写物的实录品格和以文为诗的篇章布局等意涵。"诗乐"作为明人眼中具有典范意义的范畴,则强调另外一些侧面,如诗与文的不同文类特征、诗与感觉现象和情绪状态的关联、诗对意图干预的拒斥、诗的表达不必拘泥于事实或物象的准确与否,等等。绵延相续的唐宋诗之争构成宋明诗学理论转向的背景,而"诗史"论、"诗乐"论在更高境界上的合一或互渗则标示了清代诗学的进路。

纯诗理论源流考

纯诗理论是现代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它的渊源流变问题,一直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调查。通过历史考古和综合音乐学、诗学的方法,可以发现,纯诗理论发端于十八世纪中叶,经过文艺上的唯美主义理论和纯粹音乐理论的准备阶段,纯诗最终在法国象征主义诗学那里获得成熟。象征主义诗人们在文学功能上,强调诗的美的价值,将其与真实的价值区别开来;在情感上,他们主张诗性的情感,将其与日常生活的情感区别开来;在本体论上,他们强调诗的音乐结构,但这种音乐结构并不排斥语词结构,因而诗的表意功能并未真正被抛弃。象征主义的纯诗理论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从法国向欧洲、亚洲的其他国家传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观念。

世界轴心时代的诗学双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峙的荀子《乐论》

在世界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之间,在诗学的历史上出现了两座并肩而立的高峰:一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是中国战国末期荀子的《乐论》。人论是二人诗学思想的共同出发点,亚里士多德是性善论者,荀子是性恶论。荀子在诗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关于诗的存在论、诗的创作论、诗本与诗象论、诗的价值论几个方面。荀子的诗学思想影响深远,应在世界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鲁迅小说跨艺术研究概论

鲁迅一生,不仅卓有成效地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小说、散文、杂文作品,而且,还与美术、戏剧、电影等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正是这些方面的结缘及所获得的艺术营养,在丰富其精神生活,满足其生命发展的需要以及彰显了其广阔的艺术兴趣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内化为了他小说的艺术因素,从而使其小说具有了立体的、多样的、跨艺术的非凡魅力。其中,诗性品格、散文倾向、戏剧化、音乐性、空间感、画意等是其小说跨艺术魅力的主要方面。

市井文学框架与诗骚抒情传统——论元杂剧三国戏的美学风格

从戏剧美学的角度观照 ,元杂剧三国戏中有典型的英雄悲剧 ,也有真正的英雄喜剧与歌颂喜剧 ,并且能悲中寓喜 ,喜中有悲 ,具有悲喜交集的美学风格 ,这是那个时代士人群体沉郁苦闷的人生悲剧借助历史人物的心理宣泄 ,是元剧家们在沉入社会下层的人生境遇中所吸取的民间三国故事中孕含的富有理想色彩的乐观主义精神的艺术投影 ,是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碰撞的火花在元代文化土壤结出的艺术果实 ,这种美学风格大大扩展了元代三国戏的审美张力 ,也增加了其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

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诗化艺术

从诗化艺术这一崭新的视角探究《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所焕发出来的诗的韵味。结合典型实例,解读该部小说所蕴含的诗的音乐性、诗的修辞性、诗的象征性三大品质,从而论证该部作品是一部极富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的佳作。

简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诗性语言

斯坦贝克对音乐的爱好以及他深厚的诗歌素养使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诗性特征。他的诗性语言主要体现在小说题目的隐喻性、人物口语的形象哲理性和叙述语言的诗意性等方面。它们对于表达作品的宏大主题、丰富小说文本的肌质功不可没。但在以《烈焰》为代表的某些小说中 ,斯坦贝克对诗性语言的追求达到了极端 ,结果使小说语言显得抽象和做作 ,因而也就失去了诗的美感。

潮剧对潮汕地区民间音乐的吸收与创造——以民歌、弦诗乐为例

潮汕地区民间音乐极为丰富。潮剧在历史发展中,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民间音乐,还体现出某些艺术创造性。这对当代的潮剧音乐创作也有重要启示。潮剧艺人的吸收、创造建立在他们对民间音乐的熟悉上,可以说对民间音乐的掌握已经达到"饱和"的艺术状态。潮剧艺人对潮汕民间音乐了然于心,才能够活学活用,根据剧情的需要,充分发挥主观创造性,从而促进潮剧艺术的发展。

诗乐合论:宋代“诗论”与“乐论”关系发微

宋代是继汉代诗、乐分途之后,两者融合的重要时期,其主要表现在于理论层面的诗乐合论。这种关系既表现在沈括、郑樵、王灼等人概论式的论说之中,亦有很多具体而微的表现,在宋诗话涉及的众多内容中对乐器、乐曲以及历代乐诗的评点占有一席之地,诗话中论乐成了宋诗话的重要特色。与此同时,对乐器、乐曲、乐诗的言说也使宋诗话对"诗"与"文"的分析更为形象而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