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三立的诗学观

陈三立大量序跋、题辞、评语中勾勒其诗学观:一是养气作诗说,抟天地阴阳之气、物我相摩荡以作诗,养气须"胎息自然,不汩其真";二是诗来自于"志盛多感",然而,诗中志不可过于显露,须含蓄蕴藉,"志深而味隐";三是学诗途径,借径黄山谷而上溯唐诗,学其造句新警,追求"骨重神寒",避俗就奇,避熟就生,避速求涩。力创天然奇秀、富有馀味之境。陈三立评诗以格、趣、味为论诗权衡,再看诗中能否达意理、悟名理、寓识解。他也看重诗人之学识,诗风近于古人哪一家。其诗学观是他自身创作努力的目标,也是他在创作实践中的体会。他以其诗学观指导、鼓励、影响了一大批清末民初诗人的创作。

刘熙载与举奢哲、阿买妮诗歌创作观之比较

本文从创作对象、创作原则及创作主体必备条件三个方面 ,对汉族诗学家刘熙载与彝族诗学家举奢哲、阿买妮的诗歌创作观进行比较。刘熙载认为“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诗“不可一作不真”、“往活处炼”;“诗品出于人品”。举奢哲、阿买妮则提出诗要“浓墨描事象 ,重彩绘心谱”;“要把人写活”、“主脑要抓准”;“学识是主骨”。双方的诗学观点既有相同又有相异之处 ,而不同之处恰是汉族抒情诗学繁盛 ,彝族叙事诗学发达的客观表现。

朱光潜赋论简议

现代赋学史上,朱光潜先生是一位不专治赋学而对赋有独到认识的批评家。他在所著《诗论》中就赋的起源、赋体的特点、赋的发展演变及赋对诗的影响等提出了许多很有创意的见解,对现代学者如何正确认识赋和评价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诗歌观念的对话与重建——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的审思

本文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把握其定义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从审美视点和言说方式上,重新发掘和阐释它背后所表达的想象,并在此基础上,以散文为参照,深刻地开掘出诗与散文在这两个概念上的巨大分歧,力图在诗歌观念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上有更为辩证和综合的理解,从而靠近诗的审美本质。

“纯粹”的缺憾——论朱湘的文学主张和诗歌理论

朱湘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力争用复活的旧诗词语灌注的新诗语言系统来恢复古典诗歌的理想形态,他从爱国热情下的文学责任、无苦不成的文学之旅、诗歌的唯美和唯用、诗歌形式的技术化、复古迎外以获今这五个方面建构自己的诗歌理论,其诗歌的试验性意义大于其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间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

选本视角下钟嵘和萧统诗学观比较

选本是选家文学观念的载体,《诗品》《文选》选目的异同反映了钟嵘、萧统诗学观的异同。出于对齐梁诗风的反拨,重新张扬儒家诗学观是二人共同的追求。萧统偏重对教化诗歌的选录,钟嵘以抒情作为诗歌的要义,反对“四声八病”为代表的声律说。他们的诗学观反映了齐梁时期诗歌的发展情况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现状,构建了汉魏六朝的诗歌框架,为后世诗歌起到了引领作用。

诗学的契合与批评的误读——什克洛夫斯基对斯特恩《项狄传》的接受

作为斯特恩批评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什克洛夫斯基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由斯特恩而生发的诗学思想亦无系统深入的探讨。在对《项狄传》的具体研究中,他摒弃了学界一贯的主题性或情感性阐释方法,将目光转向了科学化的叙事形式批评,对叙事情节、叙事时间、陌生化等小说写作技巧与手法进行阐述,并开辟了对感伤主义风格的新颖解读视角。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批评方法与斯特恩写作意图存在着内在契合,同时前者的批评也因建立在自身的诗学理论基础上而具有鲜明的误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