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翼的题画诗

赵翼是可与袁枚媲美的性灵派诗人,也是清中期的一代才人。他“才擅诗书画,心参形影神”,早年在京城任编修时,就曾自作小照《鸥北耘菘图》,显示出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除《论诗》诗外,他还创作了大量带品鉴评论性质的题画诗,其“我我周旋共影非”之论,对佳山水、真山水的换位言说以及“天工人巧日争新”主张,渗透着性灵诗学重情感、显个性和求创新的精神。赵翼的题画诗不拘格套,在写照传神的品评与江山胜景的礼赞中,出入“奇与正”“真与幻”“庄与徘”之间,充分展示才人的性情、才艺和品格,彰显天工人巧日争先的文艺创新思想。

“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粹然一正”是元代批评家郝经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既是对元好问诗作的一种评价,也潜含于郝经其他诸篇诗论中,与风雅、雅正相关联,共同构成其对“风雅”诗学的传承与弘扬。面对金元战乱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救世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选择,郝经以宗经为本力倡“性情风雅”说,批评萎坠浮艳“尽有作为之工”的诗风,突出体现了元初北方之学以及诗文审美的变革。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魏晋《杂诗》的自然意象研究

魏晋《杂诗》中的自然意象类别丰富,通常可以概括为动物意象、植物意象、征候性意象等三种类型。这些自然意象的特征表现为时令性、悲情性、质朴性,既体现了文学自觉时代诗学体式与内容转向的新特点,又逐渐完备了古典诗歌的意象系统,反映了在整个诗歌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诗人共通的无意识情感投射。

论汤显祖早期诗风之“清”——以《红泉逸草》为例

《红泉逸草》是汤显祖最早的一部诗集,收诗76首,诗集整体展现出“清丽”“清虚”的风格特点。汤显祖早期“清”之诗风的形成与其早年受六朝“清”之审美风尚及道教思想影响相关,其诗作内容上对清新自然之山水风光及清虚淡远之空灵仙境的描绘,艺术手法上对清丽意象及色彩字、动词的灵活运用则使得“清”得以展现。汤诗这种“清”的特质打破了当时前后七子一味拟古蹈袭的诗歌风气,在明代诗坛上大放异彩。

从奇谲到澄明,或从新古典到超现实--论方明的诗歌方向与“现象诗学”

台湾地区旅法诗人方明2017年名列“中国百年新诗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榜单。《然后:方明诗集》的出版为人们把握当代新诗的发展方向、实质的创造性,进而解读诗人的成功之道,提供了一个样本。方明从新古典走向超现实的路向兼容了“展开式结构”与“高层式结构”这两种诗歌内在结构模式,也标划出新诗的发展方向。方明诗歌观念与路向可以概括为“现象诗学”。从早期注重文化寻根的新古典主义到后期注重内在真实的超现实主义,从早期以苦吟求奇谲到后期以现象达澄明,找到了文化之根,并深植于生活的大地,又汲取了现代主义的养料以配合个人才华,终于成为当代卓有成就的诗人。

《诗经·卫风·木瓜》诗旨考辨

《诗经·卫风·木瓜》篇诗旨,历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美桓公说”“淫诗说”“赠答说”成为学界的主要观点,体现了诗文阐释的丰富与多元,而其分歧亦值得讨论。文章对已有主流说法进行了梳理辨析,并从《木瓜》文本出发,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今人成果,运用诗史互证方法对“藏愿”“币帛”“苞苴之礼”等进行考释,客观推知《木瓜》应是一首反映崇礼观念的礼赠诗。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夜梦验工夫:陆游记梦创作及其诗学原理

陆游对诗体与梦境的独特认知及大量创作实践是中国古代记梦文学发展的关键一环,“夜梦验工夫”则是其凝练的经验总结。在宋诗日常化的背景下,陆游所记之梦由仙界降临人间,成为创作的“诗料”。因果关系的建构令破碎的梦境得以形成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的诗境,制题、诗序和句法的灵活安排则让记梦诗的各项表达功能得以被充分挖掘。在陆游记梦诗创作背后,江西宗派以来所倡工夫论影响尤大:梦境的题材内容体现了存养正气的诗外工夫,衔接梦境碎片乃至梦中作诗的能力则体现了熟参前人句法的诗内工夫。由此,作为诗料的梦既是道与技融通的产物,又是记梦诗的创作素材,记梦诗因而成为陆游文学创作的重要类型,也对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围绕陆游记梦诗的考察,说明研究者不但要关注古代的文学理论,更应在作家的实践中抽绎古代文学的理论。

秦观禅诗“静”“净”“空”境界探析

秦观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他的禅诗创作多杂糅进自己的情感体验与诉求,塑造了深邃的意境。境界是诗歌艺术性的本质所在,“静”“净”“空”是佛教的重要思想,对这三个禅境的探析可以作为理解秦观禅诗禅意理趣的重要切入点。据整理,秦观有96首禅诗,其创作的禅诗饱含情感,既表现了悠远缥渺的禅趣,又表现了浓郁动人的诗情,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说理的弊端。解析他的禅诗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在历史中与佛交涉、深谙禅理的更真实的秦观有重要意义。

赋即散文诗辩——由欧美学者译赋为“poetical essay”等谈起

赋是中国文学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文体,它介于诗文之间,与现代散文诗极为相似,因此有人称赋即散文诗。西方学者译赋时,把赋大类归于散文,也有称赋为散文诗的倾向。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赋是诗的进一步散文化。因此称赋为散文诗或译赋为“poetical essay”都是不准确的。

北宋中期古文运动与诗学思想、诗歌创作之变

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打破了六朝以来声律、辞藻等对诗文创作的束缚,使诗歌创作更加追求反映现实与叙事言理,诗学观念上更加崇尚立言载道与经世致用的功利实用思想。这也促使宋诗走上“诗言志而平淡”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北宋中期文学以“古文”的复兴带动了文学体裁样式和技巧风格向平易疏散、简淡明畅的方向发展。宋代古文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古文创作的普及为诗歌革新提供了价值支援和创作经验的丰富资源,北宋古文运动的审美思潮、文学思想和文体革新日渐渗透于诗歌领域,从而引导着北宋中期诗歌创作观念的转变。

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一座北方文化大宅的“空间诗学”——“午亭山村”图画及题诗研究

“午亭山村”这座文化大宅的建筑历史、风格等问题,学界已有研究,但这座宅邸最重要的主人陈廷敬赋予此空间的人性价值——即“午亭山村”之“空间诗学”还未阐明。其内涵主要借绘画和题画诗道出,包括:诗人与画家在梦想和想象的层面上“体验”着这个空间,他们用微缩的画上“家宅”反照出士人“平天下”理想,并以之象征清初战乱平息、南北统一的政治空间。“午亭山村”之空间诗学展现了较高层次的文化品位。在清代,这类“纸上家宅”的诗画大量涌现,是引导我们诠释古人内心空间、地域意识乃至家国情怀的重要文献。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杜甫古体诗典范地位在江户后期形成的一个侧面——论赖山阳的杜诗批点

自明人邵傅《杜律集解》在江户时期流行以来,日本杜诗学者大多将批评的目光放在了杜甫的格律近体诗上。生活在江户后期的赖山阳是第一位大量批点杜甫古体诗歌的日本文人。其批点将杜诗与原先的古体诗范式进行了比较和评判,重新定义了杜甫古体诗的格调渊源,大量阐发了杜甫古诗中忠君爱国、政教伦理的思想内容,从而有意自文学本体与内在精神两方面树立起杜甫古体诗的典范地位。文章从赖山阳的杜诗批点切入,考察了杜甫古诗典范地位在江户时期形成的一个侧面,进而归纳日本杜诗学在江户后期的特点及新变。

诗作批点与副文本引介:论《翁批杜诗》对杜诗的诠释及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建构

批点文字作为一种副文本形态,可以对文本意义起到明确的引介、干预与塑造功能,这一点在批点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翁批杜诗》正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文本案例,可借以讨论“批点”这一副文本的主观导向与现实功用。翁方纲通过《翁批杜诗》,以批点为文本场域,对杜诗的特质及价值作了有意识的解读。他从语言组织、文本及内容来源、外部表达效果三个层面一一落实杜诗“无一字无至理”“无一字无来处”“不着一字”实则“苦用心”的特征,系统地塑造并强化了杜诗“质实”的主体特质,为其“学人诗”论的建构确立了必要的标杆与典范。可见《翁批杜诗》带有明确的批评指向与现实意图,它对杜诗的诠释、干预与塑造,本身构成并且有效完成了学人诗论体系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简论刘濬《杜诗集评》诗学观念、影响及局限

经考证可得,刘濬作为乾嘉时期浙江海宁地区一名普通士人,以汇纂《杜诗集评》而著称。进一步探索后发现,此书之所以在杜诗学史上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与其体现出的传扬“春秋笔法”、主张“温柔敦厚”、推崇“沉郁”风格、提倡“真性情”的诗学观念不无关系。再深度考察不难看出,《杜诗集评》对于浙江杜诗学史乃至整个清代杜诗学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迄今仍被治杜学者列为参考书。当然,本书也存在着所录部分诗作无解析或解析太过简化与选家杂采旧说因不参己见而引发误解的局限,这是需要引起学界注意的。

隐形的“声调谱”:王士禛七古声韵探微

王渔洋作为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核心人物,却既无“声调论”专书,又未精心编制“声调谱”。考察渔洋在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对声调的组织安排,发掘其古体诗文本特别是七古文本背后隐藏的“声调谱”,有助于确证其在古诗声调学中的地位。三平调是渔洋七古最典型的句调格式,此外渔洋七古还综合运用多种句调格式,体现了极强的多样性。韵作为古诗声调的重要表达形式与古诗声调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渔洋七古中也得到巧妙运用。

Registers Study and Poetic Language

Poetic language i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roles of language by its creativity in linguistic uses,among which register deviation and register mixing are the most conspicuous.A register study of poetic works is therefore beneficial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s in case.The present thesis adopts a Hallidayian Functional approach to analyze two short poems,illustrating this feature of poetic language and demonstrating a register study in a poetic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