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粹然一正”是元代批评家郝经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既是对元好问诗作的一种评价,也潜含于郝经其他诸篇诗论中,与风雅、雅正相关联,共同构成其对“风雅”诗学的传承与弘扬。面对金元战乱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救世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选择,郝经以宗经为本力倡“性情风雅”说,批评萎坠浮艳“尽有作为之工”的诗风,突出体现了元初北方之学以及诗文审美的变革。

从奇谲到澄明,或从新古典到超现实--论方明的诗歌方向与“现象诗学”

台湾地区旅法诗人方明2017年名列“中国百年新诗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榜单。《然后:方明诗集》的出版为人们把握当代新诗的发展方向、实质的创造性,进而解读诗人的成功之道,提供了一个样本。方明从新古典走向超现实的路向兼容了“展开式结构”与“高层式结构”这两种诗歌内在结构模式,也标划出新诗的发展方向。方明诗歌观念与路向可以概括为“现象诗学”。从早期注重文化寻根的新古典主义到后期注重内在真实的超现实主义,从早期以苦吟求奇谲到后期以现象达澄明,找到了文化之根,并深植于生活的大地,又汲取了现代主义的养料以配合个人才华,终于成为当代卓有成就的诗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夜梦验工夫:陆游记梦创作及其诗学原理

陆游对诗体与梦境的独特认知及大量创作实践是中国古代记梦文学发展的关键一环,“夜梦验工夫”则是其凝练的经验总结。在宋诗日常化的背景下,陆游所记之梦由仙界降临人间,成为创作的“诗料”。因果关系的建构令破碎的梦境得以形成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的诗境,制题、诗序和句法的灵活安排则让记梦诗的各项表达功能得以被充分挖掘。在陆游记梦诗创作背后,江西宗派以来所倡工夫论影响尤大:梦境的题材内容体现了存养正气的诗外工夫,衔接梦境碎片乃至梦中作诗的能力则体现了熟参前人句法的诗内工夫。由此,作为诗料的梦既是道与技融通的产物,又是记梦诗的创作素材,记梦诗因而成为陆游文学创作的重要类型,也对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围绕陆游记梦诗的考察,说明研究者不但要关注古代的文学理论,更应在作家的实践中抽绎古代文学的理论。

秦观禅诗“静”“净”“空”境界探析

秦观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他的禅诗创作多杂糅进自己的情感体验与诉求,塑造了深邃的意境。境界是诗歌艺术性的本质所在,“静”“净”“空”是佛教的重要思想,对这三个禅境的探析可以作为理解秦观禅诗禅意理趣的重要切入点。据整理,秦观有96首禅诗,其创作的禅诗饱含情感,既表现了悠远缥渺的禅趣,又表现了浓郁动人的诗情,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说理的弊端。解析他的禅诗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在历史中与佛交涉、深谙禅理的更真实的秦观有重要意义。

赋即散文诗辩——由欧美学者译赋为“poetical essay”等谈起

赋是中国文学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文体,它介于诗文之间,与现代散文诗极为相似,因此有人称赋即散文诗。西方学者译赋时,把赋大类归于散文,也有称赋为散文诗的倾向。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赋是诗的进一步散文化。因此称赋为散文诗或译赋为“poetical essay”都是不准确的。

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Registers Study and Poetic Language

Poetic language i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roles of language by its creativity in linguistic uses,among which register deviation and register mixing are the most conspicuous.A register study of poetic works is therefore beneficial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s in case.The present thesis adopts a Hallidayian Functional approach to analyze two short poems,illustrating this feature of poetic language and demonstrating a register study in a poetic context.

从认知诗学看《冷斋夜话》禅诗修辞对《诗经》的格义

佛家既有出世也有入世,甚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中国化及世俗化过程中,受到过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方便说法而对《诗经》等有所格义,尤其是宋代的禅诗修辞等方面。以惠洪《冷斋夜话》为例,在认知诗学视角下,借鉴桐城姚鼐之法进行分类、鉴赏及考证,通过对禅林笔记中的禅诗修辞进行结构分析、情思体悟及格义探讨,可以发现:禅与诗关系密切,且佛家存在禅诗修辞,源自《诗经》格义而非古印度,具有自身特点及意义,综合“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而成“不执文字”,在继承儒家对偶、新用、方言、用典、婉曲、夸张、比喻、反语等手法时,又融入禅语、禅理及禅悦而有所发展。希望对地方禅诗的研究及佛儒二家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清代诗学的历史演进与诗社活动的实践价值

考察清代诗社诗学的历史演进,应将其与清代主流诗学的代变沿革统合观照。清代主流诗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钱谦益与王士祯诗学对明代的反思总结及其对清代诗学格局的启创,第二阶段是叶燮与沈德潜以其“诗教极则”的主张使儒家诗道诗学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三阶段是纪昀与袁枚诗学的迭次勃兴。在此代变视阈中观照清代诗社可以发现,清代诗社诗学意涵持续弱化。清代诗社大体分为搢绅士大夫诗社与布衣诗社。诗社活动在庙堂诗学与基层诗学交流融漾形成某一时期诗学氛围方面的历史作用有着独特的实践价值。

论蔡元培的诗学观

蔡元培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歌,写下不少诗序和诗评。在阅读蔡元培诗歌、诗评和诗序的基础上,对蔡元培的诗学观进行分析,认为“诗人之诗”是蔡元培追求的诗学理想;“诗中有学”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而“诗中有人”不仅指出诗歌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从根本上阐释了蔡元培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特征的形成原因,即蔡元培自身的个性思想、学识修养影响着其诗学观和诗歌创作特征的形成。

Translation Criticism on English Versions of An Ascent to Youzhou Tableland from the Point of Xu Yuanzhong's Poetic Translation Theory

There are manifold requirements on the poetic translation,making poetic translation most difficult.The paper,taking An Ascent to Youzhou Tableland as an example,selects four most representative pieces at home and abroad,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aspects is utilized for appreciation with the guideline of Xu Yuanzhong’s poetic translation theory.

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世纪上半叶的韩国唐诗学——以申纬为中心

申纬是李氏朝鲜后期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他的诗歌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早年诗路略显狭窄,18岁后因受李匡吕的影响而广泛学习六朝唐宋的诗作,44岁后因入燕京,受翁方纲父子影响,诗学再次发生转向,提出“由苏入杜”的主张。尽管他的诗作总体呈现出宋型诗歌的面貌,但他受唐诗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他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唐诗元素,笔下也有不少是纯粹的唐风诗。他晚年编选的三部唐诗选,特别是《七律彀》和《唐诗画意》,在唐诗选本上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他的诗学理念,特别是论诗诗,也深受唐诗的影响,或是在唐诗学的背景下才得以展开。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楚诗学观念变迁的历史考察

《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楚人用诗的文化现象,实质上是当时北方史家诗学观念的体现与运用。相较而言,楚简及楚地传世文献能更真实地反映楚人用诗及楚诗学观念。楚简中有关楚诗学的内容,证明了楚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北方诗学观念影响,但仍然具有不同于北方的自身诗学发展脉络。从春秋时期楚人的功利用诗,至楚简中所反映的楚人自有的诗学体系,再到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中心的楚诗人群体引导诗歌回归艺术本体,体现了楚诗学观念的整体演进脉络。

沈德潜诗论中的读者意识及批评向度

沈德潜的诗论中具有深刻的读者意识。他重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为读者的阅读阐释行为树立典范;提倡涵泳的阅读方式,使读者对诗歌的语言、声律、情感和思想主旨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并从读者的立场出发,对诗歌的创作提出要求,希望诗歌以形象思维的方式、鲜明的个人风格对读者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诗歌并不仅仅是“嘲风雪,弄花草”的娱乐工具,重新发挥其深刻的教化作用。

论王维诗歌在禅林中的传播与接受——兼及“禅林唐诗学”的史料范围

在现存400余首王维的诗歌中,被禅宗文献征引与运用的超过40首,这可以视为王维诗歌禅林接受的特殊形态。禅宗僧人将王维诗歌运用到佛经解说、公案颂古、上堂说法和诗文创作等场合,有着辅助佛禅理念解读、充当全新禅学文本和用于审美体验抒发的目的,同时,也为王维诗歌带来了新的阐释空间与传播形态。这种“引诗证禅”现象与僧人所编诗选、僧人所撰诗话和僧人所作诗歌共同构成了集“选-评-作-用”于一体的“禅林唐诗学”研究体系,能够进一步深化当前对于唐诗学史的理解与认识。